讲故事的艺术

范文1:讲故事艺术【以文搜文】

讲故事的艺术什么是讲故事? 讲故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在吸引和舒适阶段,正如在第七章中所说,吸引阶段是让女人发现你的DHV的重要方面。女人发现你的DHV通过三种手段:1.她所看到的;2.她从第三方听到的;3.你告诉他的;所以讲故事就是第三个方法的比较好的手段。因为讲故事,你可以告诉她任何有关你的事情。它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展现你的能力,如,善于讲故事的能力、吸引一个群组的注意力、展现你的社会地位和幽默等它展现了你可以感受表达情感。在舒适阶段讲故事可以帮助和女人建立很好的联系。故事可以提供一个好的平台让他更好的了解你,以及鼓励她告诉你她的事情。但是什么故事和怎样讲故事,让女人感觉到你的DHV呢?注意你的故事和讲述的方式要反映你最好的一面:你的价值观,你身份等。在这一章,我将会使用大量的小例子,这些例子仅仅用于表达我的观点而已,不要死记硬背和重复他们。因为大部分仅仅是为了这一章如何展现一个与众不同的讲故事的技巧。讲故事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不应该很复杂。我仅仅关注六个方面:(1)铺垫;(2)主要内容;(3)隐含信息;(4)额外的价值(自己添加的)(5)开放的话题;(6)结果。(1) 铺垫好的铺垫可以介绍故事,同事可以给出一些关于即将发生的线索。它能产生一些悬念和吸引听众的注意力。集中注意力在吸引阶段非常重要的,你也许要处理一大群注意力分散的人,而在舒适阶段,注意力容易获得,你有可能和她单独相处。铺垫可以通过提问题或者描述一个状态来展现:如,你曾经到过巴黎么?我有疯狂的一天。你记得我……理论上,故事的铺垫需要你即将要讲的故事相关。但是一个不怎么相关的铺垫但可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比仅仅传递内容要好的多。你可以把铺垫当作一个“诱饵”,它在一定程度上和开放性话题类似。看下面两个已经认识的人对话:M:你好!F:很好,你呢?M:不算坏,有点累。今天下午我的飞机延误了两个小时,而我必须当天到达纽约。F:为啥?M:(开始讲述有关到纽约的故事)(2) 故事的内容故事必须讲得比较自然,有人教这个方面的技巧的时候,他们倡导你应该把你的故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但是和你不停地像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讲故事,然后不断滴修正相比,我并不觉得这个有很好的效果。和仅仅记住故事和你不断从故事的内容和你倾注感情相比,这个有效得多了。但是你可以试试这两种方法,
看看那种对你有效。对女人饱含深情地讲故事,去除不必要的逻辑和事实的细节。你仅仅需要一点点没有感情的内容还是你的故事有意义,增加的细节必须为一个专门的目标,如展现DHV等。我们可以描述一下我最近到东海岸履行的情况来说明如何去做的。现在我们不担心铺垫或者其他事情,我们仅仅需要饱含深情滴展示细节就OK了。差的故事讲述:上周我到费城出差,当我到了那里,我拜访了一个在新泽西的朋友。当我到了那里,我们去了一个在特伦敦一个日本寿司自助餐厅吃饭。我的朋友总喜欢便宜的饭菜,尽管他想吃生鱼片,但是他还是点了寿司因为不限量的寿司是25$而不限量的生鱼片是30$。我想因为鱼比较贵,而寿司便宜。所以人们会吃寿司饭团和海藻而少吃生鱼片。但是我朋友把寿司中鱼片挑了出来而把寿司和海藻放回去。这样他就少花了5$吃到了生鱼片。服务员在刚开始的时候阻止他这么做,但是他再次做的时候,经理跑出来把我们赶了出来。幸运的是,在我们被赶出来的时候,朋友买了单,不过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给小费。好的讲故事:我朋友带我去一家日本寿司自助餐厅吃饭。我非常高兴,因为寿司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了。但是我朋友是一个铁公鸡,总是想占小便宜,即使有损面子也在所不惜。他想吃生鱼片但是这个比寿司自助贵,因为在你吃生鱼片外面总是裹着米饭和海藻,而鱼是价值的所在。因此我朋友点了寿司,但是把每个寿司里的鱼全部挑了出来,而把其他的放回去。这让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就像恐怖电影里,在坏事发生前,就会有那种毛骨悚然的低音乐。你有这种感觉吗,当你的最好的朋友或者你自己将要有难的时候?逐渐地,服务员看到了,经理开始对我们吼叫。我感到尴尬,不过尽力忍住不笑出来,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知道我朋友和经理,其中有一个是白痴,但我不能指出是哪一个,但是我朋友买单,所以我就站在他这一边了。和第二个相比,你可能喜欢第一个。不过和书面交流和口语交流,这正好体现了男人和女人交流方式的不同。第一个故事是按照逻辑平铺直叙;第二个故事更饱含深情。所以,第一个不是读起来更好,而第二个故事听起来更好。你需要像第二个故事讲述者一样,包含更多的感情。不是故事本身可以表达许多我的个性和创造良好的联系,我们即将达到的那样。但是第二个例子展示你怎样把一个普通例子讲得更包含感情。(3) 内含信息内嵌是指用似乎讲一个故事巧妙地告诉一些其他事情。通常,这些其他信息你有关你正面形象,但是你又不想直接告诉她,
因为你不愿意自夸或者刻意地给她加深印象。这样你想传递给她你的DHV不是故事的重点,看一下下面的例子:我喜欢纽约,但是我总认为这个城市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我知道现在是什么,是蘑菇。上周我在那里高了一个展览,然后我们一群人就乘直升飞机去旅行。所有的都非常完美,但是有点瑕疵的就是那个卫星电视接收器了,就像一块白色的小补丁。所以我就把它画下来了。纽约是奇怪的,因为就像蓝精灵一样,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巨大的蘑菇下面。 理论上,这个故事是关于卫星接收器看起来像蘑菇一样。这样看是没有不对的,但是这个故事的关键点是,内含的DHV:1. 讲故事的人在纽约和其他地方搞了一个展览,这个暗示了地位和潜在的财富。在现实社会中,有可能是贸易展览。2. 乘直升飞机对讲故事的人来说是相当平常的。对大部分女人来说。这个暗示了财富和可能的地位。实际上,乘直升飞机并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你去乘坐一次,也就可以讲有关它的故事了。在吸引阶段,创造体现你的DHV的故事。从你现实生活中提取关键事件,它展现可以任何吸引女人的特性。然后充实故事的内容,让它可以展现你的DHV,不过必须和故事紧密关联。大的内容在这里仅仅是说故事有一点点料。在上面的故事里,DHV就是指展览和直升飞机,而它和纽约或者“纽约为什么奇怪”相联系。而展现你的DHV的方式简直是无穷无尽。在开始之前,这里有一些很好的例子,作为讲故事的平台,可以在里面增加你的DHV:1. 我带一些朋友到北部进行木筏旅行(健康)2. 我必须以我的方式进行……(社会意识)3. 我和我朋友去海上旅行。(财富,地位)4. 我是我同龄人群中一个领导者。(地位)但是如果你运用的不够好的话,反而会弄巧成拙。这里有三种常见的错误:1. 我在一家法拉利的代理店里维护我的车。我的电话来了,是我的兄弟,因此我告诉他上周我在纽约展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做不够巧妙,这个和在法拉利的代理店没有什么关系,把它去掉。故事没有DHVs是没有啥意义的。我喜爱纽约,上周我在那里有一个展览。然后我们一群就开始了直升飞机的旅行。这个太完美了。我竟然对乘直升飞机没有一点恐惧感,就和平常一样。一个关没有对乘直升飞机没有恐惧感的故事一点都不有趣。她仅仅知道你在讲故事,因为DHV没有得到表现。DHV隐含在故事中。我喜爱纽约,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城市有点奇怪。现在我知道原因的所在了:是蘑菇。我正和我的朋友唐纳德住在一起。他带我
们乘直升飞机去选择一个将要建娱乐场的位置。这个太完美了,但是还有有点点小瑕疵。那些在房顶上的卫星电视接收器看起来就像一块白色的补丁,像摩天大楼的模子,因此我就把它给画了下来。纽约是奇怪的,因为我们就像蓝精灵一样生活在巨大的蘑菇底下。再说卫星接收器的故事里,没有人意识到和唐纳德建一个娱乐场的细节。和唐纳德建一个娱乐场比卫星接收器看起来像什么重要得多。所以讲一个关于卫星接收器故事让你娱乐场计划看起来很随意的一个小细节。DHV越大,故事的平台也就要越大。(4) 开放性话题另外一个很好的技巧就是采用开放性话题让你的观众问问题以便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或者使故事更进一步。例如:在蘑菇的故事里,我采用了“上周”这个开放性的词语,她可能会问你是做什么的,或者问你在纽约是什么类型的展览。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可以谈论这个而看起来不会有丝毫的夸大,因为它是对一个问题的直接的回答。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可能是参加的一个贸易展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及相关的事情。也许你是去参观你朋友的一个展览或者是去看一个你喜欢的牌子。也许你公司牌呢去一个紧急的出差或者你去达成一个意见或者会见其他投资者。采用和你相关的一些事情如果你不想提及相关的细节,打消她后续的好奇心,你可以直接说,现在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过一会,你可以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如果你不知道下面说什么的话,做一个倾听者。但是必须保证谈话没有中断或者你的反映不能太尴尬。作为一个练习,在下面这个独白中寻找开放性的话题。上周我在日本,看到到处都是卖软饮料机器。但是它看起来像50L的牛奶,甚至是草莓牛奶?就好像是去牙科的旅行。你不需要投硬币,你可以用你的电话来订饮料。开放性的问题是我在日本做什么?开放性的问题常常用于开场阶段来建立你的转移。(5) 参与的机会如果她们可以参与互动,一个故事可能会有有强大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因此创造一些机会让女人觉得她有贡献。这个必须小心,因为她可能会导致故事不按照你的轨迹进行 或者创造一些尴尬的时刻。先前的一些例子,我们一直采用有吸引阶段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转移到舒适的阶段。故事或者故事的一部分是真实的,这个是有关我小时候我母亲猫的故事。小时候经历的故事在舒适阶段比较好。它可以使你看起来有价值而没有缺点,给你机会嘲笑自己,同时也会创造一种认同感,也许小时候的经历很类似。你也会注意到这个故事也有铺垫。—————————————
———————————————————猫的故事我母亲的猫真的很老也很大。它也许是为一只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平衡意识的猫。我认为能够在墙壁和树干上保持平衡是猫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岛上,,所以我们可能有基因突变。不管怎么样,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在我婴儿床的栏杆上走的时候,失去平衡掉到我身上了。它简直吓死我了。这件事总是时不时地发生,但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好像一直在发生。在学前班,我们必须画一些我们害怕的东西。其他小孩画蛇或者怪物,这些从来没有吓到我,甚至我的表哥告诉我们我在的楼下有蛇。我笑着告诉他说我不怕蛇。不,先生,我害怕我母亲又老又大的猫。这也是我现在有阴影的原因。我确信,在我睡觉的时候海马不会跑出油箱跳到我身上来。如果你可以增加一些铺垫和感情的深度,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如果有女人可以互动的话,效果会更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向她提一些和你故事有关的问题,例如:你曾经养宠物吗?你喜欢猫吗?在你小时候的时候,你最害怕什么?大部分互动是通过提问题的,但也不是必须的?第二个例子是通过暂停让听众有参与的意识。我也采用加入铺垫的例子。这是一个增加铺垫的很好的方法。Me:你曾经养过宠物吗?Her:是的,我养过两只狗,一只鲸鱼(???)和一只美洲鸵。美洲鸵的名字是Bob[Ok,她可能不说这些,当我构建对话的时候,有时我故意让女人说一些荒谬的事情表明她的反映和我下面的谈话一点都不相关。Me:是的吗?我母亲有一只猫,它一点都不喜欢我……Her:随机反映;Me:我母亲的猫真的有大又老,它可能是唯一只从出生就没有平衡意识的猫。我认为能够在墙上和树上保持平衡是猫的重要特性。。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岛上,,所以我们可能有基因突变。不管怎么样,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在我婴儿床的栏杆上走的时候,失去平衡掉到我身上了。它简直吓死我了。这件事总是时不时地发生,但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好像一直在发生。在学前班,我们必须画一些我们害怕的东西。当你小时候,你害怕什么东西?Her:[随机反映,但是这里可能会有真的很有趣的事情,他可能会告诉我很多有关他的事情。讨论这些可以建立舒适感。我要么在谈话的过程中追求感觉,或者保持一种开放的状态,然后再回到这个方面。Me:其他小孩画蛇或者怪物,这些从来没有吓到我,甚至我的表哥告诉我们我在的楼下有蛇。我笑着告诉他说我不怕蛇。不,先生,我害怕我母亲又老又大的猫。这也是我现在有阴
影的原因。我确信,在我睡觉的时候海马不会跑出油箱跳到我身上来。这个故事比第一印象对女人的影响大很多,因为她已经参与在其中,而且参与对她来说也并不困难,不过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听别人说得过程中,然后突然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分享是很困难的。但是每个人几乎在童年都养过宠物或者有害怕的东西。顺便说一下:你注意到开放的问题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岛上和我有一个金鱼缸么? 引起参与感的一些普通规则:1. 使得听众尽可能简单地参与在其中;2. 听众的参与可以使得故事向前推进或者进一步加深。采用假设性参与,如果你不想冒使故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的话。假设性参与就是当你让他确认一些你假设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例如:如果你向她讲一个关于你侄女的事情,你可能会这样开始:我的八岁侄女,Samuel,今天做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你喜欢小孩,对不?你等她肯定的回答,然后将故事的剩余部分讲完。(6) 结论一个好的故事应该以一个能够引起相应的动作得出一个结论。它不应该一种幽默的妙语让所有人都沉浸在笑语中,而是应该让大家沉浸在故事中意识到故事结束了。你千万不要做的是采用中断期望人们做出反映。再说,然后发生了什么呢?下面是一些很好结尾的例子:(你可以想像这些故事直接导致了这些结尾)这是我为什么从来不喝龙舌兰酒的原因。我可以非常肯定他永远不会回来了。这很有可能是第一次一个小孩必须告诉他的父母,THEY被接地了。我非常肯定海马不会从箱子中跑出来跳到我床上。如果你不考虑一些事情,你能告诉她你从其中学到的东西。你没有必要说”我从其中意识到……”尽管这样做已不是一件坏事。在舒适阶段,这有可能是唯一的方法,而在吸引阶段,有可能是幽默。(7) 传递 故事可以有长有短,短的可以只有30秒,而长的可以有30分钟,甚至可以更长,只要有内容。让你的故事的长度和环境相适应,在一个吵闹的夜吧里,在见面以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听超过1分钟或两分钟的故事,所以尽量让你的故事尽可能短。而在以后舒适阶段,你有可能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长的故事可能更适合。学会更具环境条件增加或减少你故事的材料。很多我的好故事都有长短两个版本。 在讲故事之前,必须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如果你没有吸引一个群体的注意,你要么通过更大的声音来吸引,或者停止等他们都集中注意力。如果你在讲故事的时候,失去某人的注意力,停止并盯着她看,直到她集中注意力。或者你可以开玩笑地说“嗨,这边有好玩的东西。”我曾经看
到男人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他们没有让故事生动活泼起来。之后哦昂要的原因是你的故事必须和某人的实际经历有关,这样在你讲故事的时候可以绘声绘影的描述。例如,如果你将一个在你表哥家Party的故事,你必须让你置身在这个Party当中。你能够听到,闻到、感觉到、看到、品味到在那个时刻的任何东西。大部分的信息都是一些不必要的细节。你可能注意到你的媳妇穿了一身不合身的红礼服,但是如果它和故事不相关,就不要讲它。但是你必须让故事生动活泼起来。最重要的是,让你的生理感应处在那个时刻。如果你处在这个状态中,那你将是非常迷人和和谐的。正如演员通过他们的经历来表达他们的情感达到与观众的共鸣。你同样可以做到。同时,利用一些背景资料,让你的故事剩余部分变得更好。这个和小说家为他的主人公创造一些背景故事类似。这些背景故事充满了细节但是不会写到书中,但是它们让主人公变得更加丰满和生动。如果你对你讲得故事不感兴趣,那其他人更不会感兴趣。通过一些故事,让你的新朋友体验一下你的经历。让你的故事和你的一些日常经历充满了激情。一些在他们眼中充满有激情的人在和他们侄女讲火车模型的时候会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而那些像电影制片人一样讲述他们的经历获得反应反而平淡无奇。在你的故事中有技巧地插入一些中断,可以让听众集中注意力和获得参与感。采用我们在这章提到故事的元素,我增加一些暂停。经常这些中断可以在你需要以不同的情感强调一些事实时候使用。我知道我朋友或者经理是一个白痴,但是我不能指出哪一个【暂停】但是我朋友为晚餐买单,所以我就站在他这边了。我喜欢纽约,但是我总是认为这个城市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我认为我现在知道了原因所在。【暂停】是蘑菇~【暂停】我在上周有一个展览,然后……我母亲有一个又大又老的猫。它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只出生后【暂停】没有平衡感的猫。------------------------------------------------------------------------------
            杂耍人讲故事技巧
找一支笔和一张纸,或拿起你的笔记本电脑,让我们开始吧。
Wayne Elise在教讲故事时,重点放在跟听众建立连接的能力,
在这样的方法中,复杂的情节是不重要的。从现在起,不要再考虑你的故事该怎么发展下去,也不要考虑有没有出人意料的结局。一个故事并不需要有个主要情节。
最重要的是,讲故事的目的(尤其是在社交场合)是让人们参与进来,使他们保持积极的状态,而不是被动的状态。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简短有力的故事。

对于讲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那就是保持故事的简单性。故事一旦复杂,听众很难跟得上,也很难参与进来。如果故事简单,而且包含一个最主要的情绪要素,那么听众就容易理解、想象和记住。
一个故事具有五大要素:牵引句、背景、人物、动作和感受。
这就是全部的东西了。
第一步:选择一个牵引句
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你要对听众讲的故事里有什么。你的听众会从中带走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听这个故事?
范例:
“也许这个故事你们也曾碰到过。 ”――很适合在社交场合以自然流方式讲出的故事。
“我想要讲的东西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 ”――这是正式讲座的牵引句。
“我准备告诉你我活这么大遇到的最糗的一件事。 ”――这是我在热浴缸里讲故事时所用的。
牵引句不要听上去好像你太决意要讲你的故事了。要卖一些关子,让人觉得你可能就不讲了。逗一逗你的听众,让他们稍微追求你一下。一个牵引句应该制造出好奇感和期待感。
第二步:找一个人物
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这个人物都会是你。这样就适合于发挥出某些优势和能力,比如能让你的“表演”更加有力(但现在你不用担心该怎么做) 。
把你自己作为人物,这并不难,你只需要使用“我”这个字眼就行了。但你可能很容易就迷失了,而开始使用其它委婉说法,比如说当你应当谈论的是你自己时,却使用了“你”这个代词。例如,
比较下面的两个对话,想一想哪一个更有意思。
“我很喜欢骑自行车。当你脚踏着自行车穿越(纽约)西村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树叶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开始变色,你可以在一些可爱的咖啡店前面停下来,然后你就可以结识一些有趣的人。 ”
与此对比:
“我很喜欢骑自行车。我脚踏着自行车穿越(纽约)西村区,树叶开始变色,我感到很快乐。我在咖啡店前面停下来,我觉得这些咖啡店很可爱,在那里我去结识一些有趣的人。 ”
第二个例子比第一个例子要更清楚、更容易地讲述出来,因为它有一个一致的人物贯穿始终,它更容易进入听众的想象。自始至终都要使用同一个人物,而且从现在起,如果你正在参加超凡魅力艺术的讲故事学院,那就用你自己作为人物。
第三步:描述背景
将这里的用词保持到最低限度。“我坐在一辆出租车里。 ”这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我们知道了。
我们不需要知道你是于某个星期二在曼哈顿下东区坐在出租车里。
那样说的话就会包含太多不相关的信息,这会把故事弄得像一团浆
糊。要把背景信息保持到最低限度,以给你的故事砌上“墙壁”――薄薄的墙壁。
使
用你熟悉的背景。这样你就可望不用费力了,因为你将要采用的故事是真实发生在你身上的,于是你就不必“创造”出一个场
地了。
讲故事不是关于如何去创造,而是关于如何去表演。
第四步:描述动作
使用*描述动作*的词语。
我*走走走着着着*。
我提前*想想想着着着*明天。
我*捡捡捡起起起了了了*一枝花,把它*别别别在在在*我衣服的翻领上。
第五步:把一些动作串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场面
那个女孩叫来一辆出租车,把我推到车里。我用我的嘴唇摸索到她的嘴唇,然后吻了她,但她却扇了我一个耳光。 (场面结束)
第六步:描述你的主要人物对每个场面的反应
那个女孩叫来一辆出租车,把我推到车里。我用我的嘴唇摸索到她的嘴唇,然后吻了她,但她却扇了我一个耳光。我感到*很很很意意意外外外*,而且有*被被被背背背叛叛叛*的感觉。
正是你的人物的情绪反应才让你的听众将故事联想到他自己,才会站在他或她的立场上去感受。要明白,一个单一的场面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较长的故事都只不过是在放完一个场面之后接着放下一个场面,直到你找到你该结束的地方为止,这个结束的地方应该有一个情绪的转变或真相的揭露。 ----------------------------------------------------------------------------------------------------------------------
  1.讲故事的时候,不要用解释性的语言,尽量使用描述性的语言,因为……所以……,在描述故事的天气时,你要说"那天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穿的很少",就不如"那天天气太热,我只穿了个裤衩","因为台子有8米高,所以我站在上面发抖",也不如"我站在8米高的台子上,双腿发抖"这样不会使人的思维走叉路。一个表述要是这种不一致的思维方式,势必会影响到内容的表达能力。
  2.讲故事时,不要有谦虚的开场白,这样无疑会打击听众的信心,认为从你的讲话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你自己连这个自信也没有如何让听众有这个自信。经过观察,我认为合理的做法是,勾起听众的注意力,人们的心理往往会被后期的期待所吸引。
  3.在讲故事之前,我认为第一句话语音语调语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第一句话较有力,那么首先会吸引听众的吸引力,再者下面的故事陈述就会流畅的多,所以在讲话之前,要吸一口气稳一下自己的心神,然后再开始,不要慌慌张张的开始。
  4.在讲一个事情或心理的效果时,尽量使用事实来侧面反衬,这样给听众的印象是生动的,形象的,记忆深刻的,如说害怕,说事后发现衣服湿透了,则更加逼真。
  实战案例

  你:你十岁的时候,最想做什么职业?
  她:嗯?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吗,太糟了,记得的话会很有趣的。如果可以记住以前的那些激情,我们才可以知道现在到底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感兴趣。像我,我很清楚记得我十岁的时候想成为什么。
  她:你想成为什么?
  你:我想做宇航员。我甚至有自己的训练方法。我房间里有个地球仪,我把它转动,然后爬上我上铺的床,倒挂下来,就好像我在太空中看着地球。(停顿)如果我妹妹这个时候刚好进我的房间,我就把她当作外星人。
  一旦你让她适应了和你的对话,她就会越来越多地参与你们的对话。当她试图多说的时候,你就可以给她更多的空间,慢慢均衡两个人说话的比例了。


讲故事的十大要素
们可以透过讲一个很棒的故事,达成上面的效果。丢掉你所有的把妹惯例,讲故事的重要性几乎就跟开场白一样。如果你透过正确的方法讲故事,你的优势将会比其他把妹者多出许多。但是怎么才能讲的一口好故事?优质的故事由许多元素组成。不像你诉说给你朋友、家人的故事那样,你必须专注在你想展现的高价值事物上。我决定列出十大极为简单的方法,让你也能说出吸引女孩的故事。元素1:简单就对了(Keep it simple stupid)当你说故事时,你必须谨记一个古老的谚语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通常遇到女孩们的场合都很吵闹。而且女孩在酒吧或俱乐部里,只有很短时间的注意力。这写因素加起来,会创造一个很难讲故事的环境。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故事尽量短而且说到重点(不超过1-2分钟)如果说超过好几分钟,你必须修改到只留重要的部分。元素2:利用好素材接下来就很简单了。你必须确定你使用会让女孩感兴趣的素材(顺便一题,别用任何人身攻击或令人讨厌的字眼)女孩特别喜欢戏剧、冒险与幽默的故事。所以将你的故事融入这些主题里。元素3:展示较高的身份地位这篇文章的开头有说,故事必须展示你的高身份地位,你可以使用任何素材来简洁提及,这些女孩们爱听的特殊才能。举例来说,下面有些才能你必须注意:1.? ?? ???被女孩们预选2.? ?? ???同侪中领导地位3.? ?? ???冒险能力4.? ?? ???如何勇敢面对困境5.? ?? ???冒险、有趣的生活6.? ?? ???对朋友有情有义元素4:间接优于直接现在说到利用说故事如何展示你的高价值,这并不表示你应该自夸。相反的,你应该利用说故事时,间接的说出你的正向价值。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语言来暗地展示你的高价值。举个例子,我们先假装展示,你是个常被辣妹预选的人。你绝对不想说出这种话:“我有个模
特儿前女友。其实我跟无数的模特儿约过会。有天我们去拍了大头贴….”.相反的,你比较想说出像这样的话:“你看,有一天我跟我的前女友拍了张大头贴,然后奇怪的事发生了….”都在说同样的事情,你可以看看两种说法的差别。后面的说法显现出你的经历,跟诱人的女人出门,而且不会让你看起来像在自吹自擂。元素5:钩她进来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需要凸显的重点。总而言之,就是把听者钩进你的故事里。钩子必须是个少见的地点,平常人不会在一般对话里听到的。当你讲故事时,钩子必须在第一个对话就下钩,吸引她的注意,并且让他期待你可能会带他一起去。元素6:开场方式就像开场白一样,你必须先决定整个故事的语调。当你开始接近一群人时,你应该计划好有趣与充满活力的肢体语言。这也是你在对一群人说故事时要注意的一部份。举例来说,你应该用这种方使开场:“好奇怪,昨天我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元素7:建立对话脉络一个好的故事可以为一个小时的对话铺陈。如果说的恰当,故事会展现出你的个性与背景,而不用你自夸。重点是要展现出一点朦胧与神秘感。相反的直接说出关于你的事迹,你必须要提出证据,自然而然的女孩们会有点不耐烦。举些例子,你可以这样说:1.? ?? ???“每当我开车的时候,我都会看起来很奇怪….” [为什么会看起来很奇怪?]2.? ?? ???“我比别人幸运的是,我的工作可以让我有时间作我自己的事…..” [你从事什么行业?]3.? ?? ???“从小时候起,我就对女人有戒心….” [你发生了什么事?]元素8:学着讲故事为了讲一口好故事,你必须为故事加添喜感。想想你最爱的搞笑艺人。他们让大家哄堂大笑时,可能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大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为了讲一口好故事,你应该学习如何传递这个重要的元素。通常并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是你怎么将讯息传达给听众。元素9:结语每个故事都会有结语。这是最基本的内容,可以说是”经典句”或是最后的结尾。然而你不需要每次都惹的哄堂大笑,结语只要让大家知道,你已经讲完故事就好了。举个例子,我最喜欢的故事结尾之一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酒吧串门子时,从来不喝龙舌兰的原因” [相信我,这句经常让人发笑]元素10:练习、练习、再练习你如果没有完美的运用这些细节,你将不会讲的一口好故事。实际去练习,你才能掌握热度!你可以在 Reservoir Dogs 的经典影片里看到详细图解。其中一幕是Mr. Orange练习,一个他对罪犯说的故事。我记得有一个场景,Mr. Blonde 耗了好几个小时在屋顶上,练习每一个故事的小
细节。他在实际上场前,都会练习过才开始使用。现在你知道方法了…..这十个方法让你讲出一口完美的故事记得好的故事包含很多重要的元素。重点是坐下并写出一个拥有以上要素的故事。如果在交往时使用得当,就会一步一步建立你的吸引力,你就可以用最独特的方式,向女孩们展示你的高身份地位。

范文2:艺术讲故事【以文搜文】

  我们的童年

  从来不乏讲故事的人,
  故事常包含实在的生活经验
  与翱翔无垠的想象
  我们的童年从来不乏讲故事的人,故事常包含实在的生活经验与翱翔无垠的想象。讲故事的人曾经是远游归来的探险家,听故事的人也会追随成为转述者,在口口相传、添油加醋之间,故事逐渐生长、丰满、流传。在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远游者常常是从乡村出发前往都市,但他们在离开之后迷失了回家的路,家乡在城市化进程中淡去甚至消失,祖辈与乡土的记忆被模糊甚至遗忘。分享生命经验的伟大能力在均质化的当代生活中沦为平庸,那故事的本质:生命的伟大之谜似乎不再神秘。在碎片化的信息笼罩之下,似乎再无故事可讲。
  好的艺术家是会讲故事的人,此次展览邀请了两名广受好评的女性艺术家合作对话双个展。当绮丽幻想同严峻现实相遇,当个人私密同社会联结相融,段建宇的绘画揭示了想象力可以如何以假乱真地成为现实生活的孪生姊妹,她以生动的语言与活泼的画面讲故事;胡晓媛的木绘与录像装置则彰显了艺术家如何通过身体性的触感对个人同社会之间若即若离之关系进行细致观察,兼以表象描述与隐晦感知讲故事。
  “我的作品并不想固定于传达什么必须的中心思想,但它们又确实是我极为‘个人化’的思维结果。我愿意它们的意义是开放的,希望它们有可能触及每个人情感和思考中隐秘、深入的那一部分。”美术馆的二楼中央,从天顶垂下一双木绘装置,《木/璇底之漩/二》(2012年)与《木/璇底之漩/三》(2012年),木板表面被艺术家深深浅浅、沟沟壑壑地雕刻成地景,部分被涂成白色,覆盖着描画有原本木纹的绡。还记得2010年在上海科恩画廊首次得见胡晓媛的《木》系列,在不断细致入微地描绘木纹肌理的劳作里,进入了一个由油墨拓就的内窥之旅。这一系列和这细致入微的劳作均延续至今。《木/物体/一》(2012年)和《木/物体/二》(2012年)是两块形态奇异的酸枝木根,胡晓媛在极其坚硬的木表面一点一点雕琢、将钉子截成三分之一长短逐个逐个固定绡片。在这一过程中,从创作之初对木块本身的形似想象(狼牙与猪蹄)抽象至作品本身作为“物”的存在,个中的存在感于亲手琢磨中被不断强化,直至这双木根对艺术家而言成为时间之物的存在表征。
  展厅右侧的《无用》(2007年)同样彰显了时间对存在的作弄,艺术家以满溢的情绪尽力将长幅宣纸尽量撕碎,再用数月时间拼合起来;终时的呈现对初时的似是无奈只是无用的努力,恰如假造的回想被撕纸时的声响带入画面,却飘落了。飘落的,还有一切生命对存在本身过度用力的挣求,随着死亡而静止。作品《夏至》(2008年)与《忽略从未停止,一如河流》(2010年)选用了类似的旧写字台,都用手纸纸浆翻制了一些日常用品,抽屉里也都装满了蝉蜕,只是这次多了两件“活物”:时刻滴答滴答的闹钟,与一对活泼生动的麻雀标本。于胡晓媛而言,每个物件都是过去存在的遗留物:几段关于被蜕下、被抛弃的记忆,已死却暗喻新生,脆弱而易被忽略,然而生命的轮转永不停止,如河流一般,如春去秋来,依然如期而至、蝉鸣如斯的夏至一般。
  三楼展出了三组录像,其中三频录像《溺水之尘》(2012年)来自另一组三频《伐冰渡海》(2012年)的一场美丽意外:河北昌黎的海,是难得一见的中国北方的海,风中凝固着冰冷与遥远。绵延千里的海浪冰原在旋转着的旋律间转动,一个短发的人站在海边,背对着时光,面对着大海,海呼啸着后退,一浪又一浪,直至这个人随着镜头的远去沦为微小的一点。这一点,在微距的观察下变身为浸过咸涩海水的纸的边缘、充满颗粒感的湿得滴水的布料表面、和细菌表面一般的骨形珊瑚。这一点,早在《哪是那儿》(2007年)时便已显现,光作为描绘主题而非客观条件进入镜头,模糊的光斑仿佛湿润的眼睛看近处的阳光,一圆蜂窝状的光晕里,细小的生命在蠕动。
  蠕动着的还有二楼小黑屋中的作品《看》(2012年),全白的画面中,观众似乎无物可看;但只需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似乎有着淡漠的线条慢慢挪动着。胡晓媛以此向观者发问,观看的过程、观看的方式、观看的对象之间的间隔,所见与所见之物未必有必然的关联。所谓的真相藏在画面对面靠墙的一个小监视器里,但它紧贴着墙,闪着屏幕的白光,真相却无从寻找。作为观者,我们可以在胡晓媛的作品前驻足良久,沉醉在她诗意的标题文字里,沉入其酿入时间的创作冥想中。
  段建宇的绘画贯穿于四、五楼,你可以看到她通过绘画塑造的各色个性鲜明的有趣人物:穿着蓝色制服、身材丰腴、充满自信的空姐“姐姐”,一身红衣、脏兮兮的圣诞老人“红”,在废纸版上画地图、带着瘫痪父亲想象旅游的当代孝子“胡乡”,笃笃悠悠、趾高气昂的鸡—“艺术鸡”,它们对艺术家而言,“不仅是游吟诗人,还是自由散漫的思考者,也是美的质疑者”。
  段建宇的作品被称为“文本性绘画”,比如《美丽的梦—海的女儿》和《地图》就来自其系列文本作品《纽约巴黎驻马店》。还有她编辑、撰写、配图的两本《生活手册》,其中提出并解决了不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除了实在的文字之外,当然还有她的精彩绘画。
  这种文字性,很可能会遮掩其绘画本身,正如《生活手册》,绘画沦为了“配图”,而使其绘画呈现出某种所谓的策略性。然而,作为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者与记录者,书写对段建宇而言更多类似于某种训练,通过这种训练,艺术家对画面的把控更游刃有余、更鲜嫩多汁、更滑稽幽默、更贴近生活。她的绘画好像是一名操着乡音、油嘴滑舌、打扮花俗的大婶,冲着你唠嗑,聊聊她的一次乡间远足,或是对童话里那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的遐想,或她作为绣花女工的日常,或她引以自豪的审美感,或只是一个玩笑。正如故事里的角色多少会折射出写故事书的人的模样,段建宇绘画中的所有人物也多少折射出她本人。作为一名生动出色的讲故事高手,她还继承了讲故事的人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即会提出忠告。这些忠告,隐含在她草草几行的打油诗里,潜伏在大红大绿的色彩与刻意粗拙的笔触之下,实现对现实的“迂回”表达。在这场双个展中,观者未必能即刻在现场体会醍醐灌顶的神力,但确可收获不少铿锵有力的讲述。

范文3:讲故事人(莫言)【以文搜文】

讲故事的人

中新网12月8日电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

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

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

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

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

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

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

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

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

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

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

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范文4:莫言:讲故事【以文搜文】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她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一九二二年,卒于一九九四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个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掮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愦愦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琬,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很快地,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要贫嘴吃饭吗?”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准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刊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一九七六年二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一九八四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
  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八十三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那么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
  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限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作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二00五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一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范文5:莫言--讲故事【以文搜文】

莫言——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注释】

高密东北乡 是莫言笔下的一个地名。莫言作品中,多以该地为故事发生地,如《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莫言的出生地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被认为是“高密东北乡”的原型。

莫言的母亲 名高淑娟,一直登记为管高氏,于1994年去世,莫言曾在《母亲》中回忆她“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

这一情节曾出现在莫言小说《卖白菜》中。

《牛》 是莫言发表于1998年的中篇小说,故事梗概为:“文革”时期,调皮少年罗汉辍学在家,与生产队饲养员杜大爷一起放牛。因贫困养不起更多的牛,生产队长麻叔请来了公社兽医站的老董同志为双脊、大小鲁西三头小公牛施行阉割手术。术后,罗汉、杜大爷与三头牛朝夕相处,历经煎熬,大小鲁西终于康复了。但桀骜不驯的双脊却因术中大出血、术后感染不幸死去……

莫言 曾在2005年接受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提及笔名“莫言”来历,“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说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

【同步点评】

叶开(莫言传记作者)

苦难、人性、爱、理解与宽容

@老虎不吃飯飯: 作为一名讲故事的人,莫言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下接连讲了好几个故事。这些故事串联到一起就是一个道德讽喻。他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而不是一名思想家的方式,巧妙地把话题紧紧地拴在了故事上。没有故事的人是可怜的,有故事讲不出来是可怜的,没故事可讲却硬要编个虚假的故事,是可怜的。

@老虎不吃飯飯: 苦难、人性、爱、理解与宽容,是莫言演讲关键词,他用这种方式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能够宽容彼此价值差异的人,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人们应彼此宽解、尊重,而不是朝着别人扔石头。那个被小孩子莫言及同学扔过石头的老单干户,在他不断的反思中,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

李静(文学评论家)

不谈理论 只讲故事

莫言说到母亲的言传身教,他说到他母亲的那些细节,很真挚。他是讲故事的人,所以他没有用一种说教的方式或者用一些观念,来讲他的文学创作。而是从自己的经历说起,用故事说话,让人从中看到他的善恶观,道德观,让人看到他内心非常柔软的部分,这是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印象里,莫言本人一向如此,他的书很少涉及思想、理论,而是一直用经验说话。讲话中,能看到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回顾,我想这主要是出于西方世界可能还对他有所陌生,所以有所交待是必要的。另外,最重要的是,他用很巧妙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回答了国内或华文世界,在一些方面对他的争议。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作品,他最真实的想法都在自己作品里,我觉得回答得很巧,也是可以理解的。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注释】

@作家徐坤(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莫言的演讲,俺听过许多次,基本上是超过奥巴马、赛过马英九因为他不用别人代笔,自己张嘴就来赶脚这篇演讲稍微有点不对路子,像篇评论文章而非演讲稿。与莫言平常的纵横捭阖谈笑风生如入无人之境的演讲水平有一定距离。

蒲松龄 (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代表作《聊斋志异》。

黑孩 莫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的主人公,小说发表于1985年,为莫言的成名作,与莫言同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枯河》构成姐妹篇。它创造了令人难忘的、被侮辱、被遗忘的“黑孩”形象,他的特点是倔强、粗野、机敏、沉默寡言、生命力旺盛。莫言曾表示,黑孩算得上是他小说的一个原型。

威廉·福克纳 美国作家。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

姑姑 管贻兰,莫言作品《蛙》就是讲述姑姑的故事。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一万个。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30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上接A14版)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蒋泥(作家,《大师莫言》一书作者)

故事是莫言的生命

莫言的讲演里突出了这个最为本质的东西,“讲故事”。通过讲故事,莫言建立了他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ionary realism)王国,而非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王国。正如我在《大师莫言》里分析的,“魔幻”属于拉美,“幻觉”属于神秘的东方世界,古老的中国。在这里,诞生过神怪小说,以《聊斋志异》和《西游记》最为著名,“神怪”即“幻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同样有着“幻觉现实主义”的痕迹。“幻觉现实主义”和“神怪小说”有差异。莫言本质上是中国古老的土壤酝酿出来的。他找到自己的根,拥抱传统,拥抱大地,创出新型的艺术,开辟“幻觉现实主义”新路。

张柠(文学评论家)

莫言的故事实现文学的超越

莫言站在诺贝尔讲台上,向全世界人讲述了一个生存的和文学的故事。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自我、人生、社会、历史的理解,以及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的关系。莫言在演讲中呈现了现实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的过程。他的故事有三个来源:一是现实的残酷经验,如童年的苦难记忆。二是超越残酷经验的爱和悲悯,如母亲的爱、东方哲学的启示。三是故乡流传的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这些要素,通过他个人的奇思异想组合在故事结构中。他的故事,既是对残酷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超越现实的残酷性和人的局限性的通道,更是一个存在和灵魂的避难所。由此,实现了文学的超越性。这正是文学的根本价值和精神旨归。新京报记者 张弘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注释】

《檀香刑》 这部小说有一个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开篇:“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不会想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是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反动,更是对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的快意叫板。

《天堂蒜薹之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建议,阅读莫言应当从1995年首次以英文出版的《天堂蒜薹之歌》开始。这本书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乡村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也曾被比作中国版的《愤怒的葡萄》。

《生死疲劳》 作品以轮回的结构,叙事天马行空,自由恣意。语言极有弹性。内容是一个发生在家乡山东高密的“六道轮回”故事。莫言曾多次提到,之所以创作这部作品,是出于对农民的一种同情,对于下层生活的关注,他认为自己骨子里还是农民。

六道轮回 传说中,六道是众生轮回之道途。佛教相信,任何人若遵守五戒,可得六根整然人身。若在五戒上,再加行十善,即可生到天界。以善恶诸业为因,能招致善恶不同的果报,是为业果。众生行善则得善报,行恶则得恶报。一切众生,都会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中循环往复,这就是轮回。我们会注意到,莫言前面多次提及母亲的善意,实为中国传统中最朴素的价值观,善念护身。

内疚 莫言曾经在媒体采访中引用著名的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他说,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没有任何风险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

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贝多芬的行为,就感到可笑。

(上接A15版)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同步点评】

白烨(文学评论家)

他把乡民智慧表达得很充分

莫言最初的写作目标非常朴素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求得温饱,而不是文以载道,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平民的代言人,长于乡土,始终有平民意识和姿态,他在演讲中提到“说书人”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说他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而他归根到蒲松龄。

莫言经常强调自己是乡下人,是农民的儿子,作品中特别讲了成长和土地的关系,母亲和土地可视为同一个意向。他把被文明改造过的乡民智慧表达得非常充分,有乡土性,又有很高的文明程度智慧和幽默。

他的作品突出对人性的挖掘。很多中国作家的对人性的挖掘审视,更侧重伦理,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结构,人性部分凸现不出来,而莫言是这些都具备,人性的东西更突出。

许金龙(社科院外文所学者)

他离开不了高密的热土

大江健三郎是在学校上的大学,而莫言是在民间上的大学。他最初的文学启蒙来自他的母亲和民间传说,他通过母亲来获得这种启蒙。他的母亲代表着当地的边缘文化,这种边缘是相对于主流文化和中原文化,相对于权力中心和文化中心而言。所以他始终有一个冷静观察的视角,能跳出来审视这种文化。

在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大地之子的传说,莫言的母亲是大地,只要他站在大地上,任何人和神都伤害不了他。他离开不了高密的热土,离开了就不是莫言了。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反映高密的乡土人情。他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只是技巧性的东西,不构成他的血肉和基因。文学像大河,外来文化能让他漫出一点河堤,但主流始终是由高密当地文化、地理、历史和民间传说所造就的。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

范文6:莫言:讲故事【以文搜文】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
  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像。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
  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
  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此文系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的文学演讲。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范文7:莫言:讲故事【以文搜文】

  莫言

  生于山东高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莫言凭借《蛙》荣获茅盾文学奖。
  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据说,1927年瑞典科学探险家斯文·赫定准备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说自己不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据说,沈从文、林语堂、老舍、巴金也都曾经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据说北岛曾经多次进入终审名单,距离诺奖最近的时候只有一票之差……诺贝尔文学奖始终不曾“关照”中国人,于是希望与不屑杂糅在一起,交织出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殇。
  直到2012年,一个叫莫言的山东人让诺贝尔文学奖重新又变成了香饽饽——2012年10月11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他们称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莫言是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一次,奠言战胜的是村上春树,一个更具有民间阅读基础的日本畅销书作家。
  10月12日,新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高密市召开了媒体见面会,会上莫言表示,自己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
  “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
  莫言的话铿锵有力,一如他的作品。莫言的文字风味独特,意蕴深长,想象力如汪洋大海一般恣意,叙事手法如幽燕暴雨狂放不羁。《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言是一位世界级作家。而早在十年之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就已经预言了莫言的成就,他认为莫言的创作代表了亚洲的最高水平,诺贝尔文学奖的目光终究会聚焦其身。
  在此之前,莫言已经拿过无数个奖项,冯牧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亚洲文化奖、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法国儒尔一巴泰庸外国文学奖……自1981年发表第—个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开始,三十一年里莫言共十一部长篇小说、三十部中篇小说和八十多篇短篇小说,还有众多散文、文学剧本、话剧作品,并被广泛地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莫言在高密东北乡构建出文学地理世界后的加冕,“她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这里后来在莫言的小说里成了“高密东北乡”,莫言所有的梦想都在这块土地上展开,这一块土地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然后随着一曲凄凉悲戚的茂腔、一碗醇郁浓烈的红高梁蔓延四方。
  尽管红高粱早已成为记忆中的影像,尽管院里的萝卜一天之间被拔光,尽管莫言醉歪打正着成了热门商标……当莫言穿着燕尾服在瑞典侃侃而谈,他说的还是东北乡,还是他的故事,似乎完全没有留意到消费莫言也成了一种魔幻现实主义。

范文8:讲故事人-莫言【以文搜文】

莫言瑞典演讲稿,莫言诺贝尔演讲稿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

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

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

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

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

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范文9:讲故事人--莫言【以文搜文】

讲故事的人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零点30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领奖演讲。莫言的演讲主题是“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在约40分钟的演讲中,莫言追忆了自己的母亲,回顾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与听众分享了三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以下为演讲全文实录: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

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 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是有神论者 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

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 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

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范文10:讲故事【以文搜文】

  【人文印象】

  吴念真于剧本、于书中,都是很会讲故事的人,如果你没有看过他编剧的电影,不妨去读他字字雕砌的书《这些人,那些事》,也一样会被感染。书中都是千余字篇幅的短篇文字,看似平铺直叙的故事里,却夹杂了许多人世间的坎坷,更像是他在接近老年时对青春时光的一笔记录。吴念真坚持将底层人物的情感状态用一种笔调写出,这是种执著的态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认为自己的书写只在于忧伤,而是常会有喜悦。
  ——范典《动情男子更真实》
  【美文链接】
  思 念
  ◇吴念真
  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好像很喜欢邻座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常常提起她。每次一讲到她的种种琐事时,你都可以看到他眼睛发亮,开心到藏不住笑容的样子。
  他的爸妈都不忍说破,因为他们知道不经意的玩笑都可能给这年纪的孩子带来巨大的羞怒,甚至因而阻断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对异性那么单纯而洁净的思慕。
  双方家长在校庆时孩子们的表演场合里见了面,女孩的妈妈说女儿常常提起男孩的名字,而他们也一样有默契,从不说破。
  女孩气管不好,常咳嗽感冒,老师有一天在联络簿上写说:邻座的女生感冒了,只要她一咳嗽,孩子就皱着眉头盯着她看。问他说是不是咳嗽的声音让你觉得烦?没想到孩子却说:不是,她咳得好辛苦哦,我好想替她咳!
  老师最后写道:我觉得好丢脸,竟然用大人这么自私的想法去污蔑一个孩子那么善良的心意。
  爸妈喜欢听他讲那女孩子点点滴滴,因为从他的描述里仿佛也看到了孩子们那么自在、无邪的互动。
  “我知道为什么她写的字那么小,我写的那么大,因为她的手好小,小到我可以把它整个包起来哦!”
  爸妈于是想着孩子们细嫩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样子,以及他们当时的笑容。
  “她的耳朵有长毛耶,亮晶晶的,好好玩!”
  爸妈知道,那是下午的阳光照进教室,照在女孩的身上,女孩耳轮上的汗毛逆着光线于是清晰可见;孩子简单的描述中,其实有无比深情的凝视。
  三年级上学期的某一天,女孩的妈妈打电话来,说他们要移民去加拿大。
  “我不知道孩子们会不会有遗憾……”女孩的妈妈说,“如果有,我会觉得好罪过……”
  没想到孩子的反应倒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平淡。
  有一天下课后,孩子连书包也没放就直接冲进书房,搬下世界旅游的画册便坐在地板上翻阅起来。
  爸爸问他说:你在找什么?孩子头也不抬地说:我在找加拿大的多伦多有什么,因为xx她们要搬家去那里!
  画册没翻几页,孩子忽然就大笑起来,然后跑去客厅抓起电话打,拨号的时候还是一边忍不住地笑;之后爸爸听见他跟电话那一端的女孩说:你知道多伦多附近有什么吗?哈哈,有破布耶……真的,书上写的,你听哦……“你家那块破布是世界最大的破布”,哈哈哈……骗你的啦……它是说尼加拉瓜瀑布是世界最大的瀑布啦……哈哈哈……
  孩子要是有遗憾、有不舍,爸妈心里有准备,他们知道唯一能做的事叫“陪伴”。
  后来女孩走了,孩子的日子寻常过,和那女孩相关的连结好像只有他书桌上那张女孩的妈妈手写的英文地址。
  寒假前一个冬阳温润的黄昏,放学的孩子从巴士下来时神情和姿态都有点奇怪。他满脸通红,眼睛发亮,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好像捏着什么无形的东西,快步地跑向在门口等候的爸爸。
  “爸爸,她的头发耶!”孩子一走近便把右手朝爸爸的脸靠近,说,“你看,是xx的头发耶!”
  这时爸爸才清楚地看到孩子两指之间捏着的是两三条长长的发丝。
  “我们大扫除,椅子都要翻上来……我看到木头缝里有头发……”孩子讲得既兴奋又急促,“一定是xx以前夹到的,你说是不是?”
  “你……要留下来做纪念吗?”爸爸问。
  孩子忽然安静下来,然后用力地、不断地摇着头,但爸爸看到他的眼睛慢慢冒出不知忍了多久的眼泪。他用力地抱着爸爸的腰,把脸贴在爸爸的胸口上,忘情地号啕大哭起来,而手指依然紧捏着那几条正映着夕阳的余光在微风里轻轻飘动的发丝。
  (选自《青年文摘》2012年第1期)
  【训练题目】
  1.请用简洁的语言表述文中两个孩子之间的情感。
  2.阅读第四段中引用的老师联络簿上的语言,写出你的阅读感受。
  3.阅读文中的画横线句,说说女孩的妈妈“觉得好罪恶”的原因。
  4.找出下面语句中描写孩子动作的词语,并说说其在表达上的作用。
  有一天下课后,孩子连书包也没放就直接冲进书房,搬下世界旅游的画册便坐在地板上翻阅起来。
  5.文章结尾在表达上有什么作用?
  【参考答案】
  1.对异性单纯而洁净的思慕。(大意相同即可)
  2.开放题,言之有理即可。示例:从日常的细小事件中,可以体会到那个男孩心地善良,懂得疼爱自己的同学。那位老师工作很负责任,善于观察学生的细小行为,还能对自己认识上的偏差进行自我反思。
  3.人为地将两个孩子分开,会让孩子间产生遗憾,为此而感到罪恶。(大意相同即可)
  4.动词:冲进、搬下、翻阅。作用:这些词语描写了孩子急切的心理,孩子急切地想了解女孩将要去的地方的情况,表现了男孩对女孩的关注。
  5.通过具体的细节,表现了男孩对女孩子的无比思念,照应了文章的标题,点明了文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