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问于守庙者曰

范文1:孔子老子[下载]【以文搜文】

    即使是不修道之人,读了《老子》,也会明白做人的道理。修炼的人不追求人世的一切,不执着于人世的什么聪明、能耐,而求得的是返本归真;不修炼的人正相反,执着于人世的一切利欲。这正说明得到真道是如何的可贵。

    老子告诉人们,天地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物生死都要顺其自然,因而人们在世间的生活也要顺其自然。

    老子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是说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也就是说,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

    道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一切顺乎自然,对百姓采取不干涉和少干涉的政策,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目的。

    孔子曾经去向老子请教《礼》方面的学问,老子对他说:“善于经商的人虽然富有,但却像什么也不拥有,德高的君子往往像个愚笨的人一样,毫不外露。你应该尽快去掉你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老子问孔子读什么书,孔子说在读《周易》,并说圣人都读这本书。老子说:“圣人读它可以,你为什么要读它呢?这本书的精髓是什么?”孔子说:“精髓是宣扬仁义的。”老子说:“所谓仁义,是一种白白惑乱人心的东西,就像夜里咬得人不能睡觉的蚊虫一样,只能给人们增加混乱和烦恼罢了。

    你看,那鸿鹄不用每天洗浴羽毛就自然雪白,乌鸦也不用每天染墨而自然漆黑。天自来高,地自来厚,日月自来就放射光芒,星辰自来就是排到有序,草木生来就有区别。你如果修道,就顺从自然存在的规律,自然就能够得道。宣扬那些仁义之类的有什么用呢,那不和敲着鼓去寻找丢失的羊一样可笑吗?你是在破坏自然规律,败坏人的天性啊!”

    老子又问孔子:“你已经得道了吧?”孔子说:“我求了27年,仍然没有得道啊。”老子说:“如果道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可以拿来献人,那人们会争着拿它献给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们就会拿它送给亲人。如果道可以说得清楚,人们都会把它告诉自己的兄弟。如果道可以传给别人,那人们都会争着传给自己的子女了。然而上面说的那些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心里没有正确的对道的认识,那道就绝不会来到他心中的。”

    孔子从老子那儿回来,三天都没有说话。

    子贡很奇怪的问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我如果遇见有人的思路像飞鸟一样放达时,我可以用我似弓箭般准确锐利的论点射住他、制服他。如果对方的思想似麋鹿一样奔驰无羁,我可以用猎犬来追逐他,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论点所制服。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鱼一样遨游在理论的深渊中,我可以用钓钩来捕捉他。然而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龙一样,乘云驾雾,遨游于太虚幻境,无影无形捉摸不定,我就没法追逐和捕捉他了。我见到老子,觉得他的思想境界就像遨游在太虚中的龙,使我干张嘴说不出话,舌头伸出来也缩不回去,我心神不定,已经找不到自己了。”

    这就是道和儒的区别,也就是度人的觉者和人世中的思想家的根本区别。(

范文2:孔子老聃[下载]【以文搜文】

    孔子適周,将问礼於老子孔子一生曾多次向老子问礼。 第一次有年代可考,是在孔子17岁时,即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地点在鲁国的巷党。   第二次是在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地点在周都洛邑(今洛阳)。第三次是孔子53岁时,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地点在一个叫沛的地方。    第四次在鹿邑,具体时间不详。《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若把老子的这段话译为现代汉语,那就是:“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连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了。”老子的话非常直率,也非常中肯,同时也充满着一种希望,就是要孔子去掉骄气和奢望,审时度势,守拙归真,大智若愚,方能成就大业。《史记》还记载,临别时老子向孔子赠言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我听说富贵之人用财物来送人,仁义之人用言语来送人。我不能富贵,只好盗用仁人的名义,用言语来送你,这几句话是:‘一个聪慧又能深思洞察一切的人,却常遭到困阨、濒临死亡,那是因为他喜好议论别人的缘故;学问渊博见识广大的人,却常使自己遭到危险不测,那是因为他喜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不该只想到自己;做人臣子的应该心存君上,不能只顾到自己。’”这是老子在孔子问礼于他之后送别孔子时所说的道别之语,此时,老子已成为得道的长者,孔子则是有为的后生。老子送孔子之言,可以看作是长者对后生的谆谆告诫,饱含着深奥的睿智而且充满了善意:其一,告诫孔子注意祸从口出。那些聪明深察者之所以常常濒临死亡,就在于好议论别人;那些博学善辩者之所以常常危及生命,就在于好揭人恶端。其二,做儿女者,要做到心中只有父母而无自己,做臣子者,要做到心中只有君主而无自己。姑且不论老子这段话中所隐藏的深意,仅是“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这句名言就足以使我们发人深省。送人以财只能解决人一时的温饱,送人以言则能使人受益一生。历史上曾有多少英雄豪杰,在人世间的争名逐利,如同苍蝇逐血,即使生前叱吒风云,荣华富贵,死后却难免骂名千古。而做为一个文人的孔子,一生只是著述立说,教人向善,死后却能名垂青史,世世代代受人尊崇敬仰。从“仁人者送人以言”这句话中,我终于悟到了孔子为何千年之后仍然被人敬仰的原因。人世间有许许多多比物质财富更珍贵的东西,然而没有智慧的人却永远看不到它的存在,因此才有许多愚顽不灵的人对他人的劝善良言不屑一顾。其实做人的道理远比一种技能或物质财富更为重要,老子的思想之所以很难被一般人所接受,是因为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而老子却能看到事物的本质;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正面,老子却能看到事物的反面。中华文化中因为有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不仅加深了其广度与深度,同时也增强了其韧性与生命力。“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观察问题很透彻、言辞犀利善辩的人,如果遭遇到危及自身生命的事,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好议论人,揭人的短处!作为子女和人臣,言语和行动都不能只考虑到自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当然,也指出孔子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这样会伤害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语重心长啊!《史记》还记述,当年孔子问礼于老子之后,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也!”孔子把老子比喻为龙,而且有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可见孔子对老子是何等的尊重。这次入周问礼之行,使孔子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对其后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作用。孔子问礼后不久,周王室爆发了“王子朝之乱”,战火连年,老子失去了职务,他骑着一头青牛,离开了周王室,西出函谷关事隐。

    

范文3:孔子的故事”之三  孔子老子[下载]【以文搜文】

    历史上,学者间的雅集与会晤不计其数,但孔子与老子这两位中国思想巨人间的洛邑相会,其意义却非同寻常。

    老子是周朝王室管理藏书的官员,知识广博,深得孔子景仰。孔子可能不止一次见到老子,二人很可能在鲁国有过交流,还可能曾经在宋国相见。而对孔子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孔子45岁那年主动到周朝东都向老子问礼。

    孔子与老子的此次相会是在公元前507年。孔子久闻老子大名,知道他博古知今,懂得礼乐的根本,洞悉道德的宗旨,也曾经见到过老子,更知道老子的气象非同一般,于是与弟子南宫敬叔一道去拜见老子。

    敬叔是鲁国贵族孟僖子的儿子,受父嘱而师从于孔子。敬叔首先向鲁国国君报告,请求鲁昭公给孔子提供支持,还请求允许亲自陪伴老师一同前去。他对昭公说:“孔子将要访问宗周,学习先王遗留的政教制度,考察礼乐文化的最高境界,这是一项重大的事业啊,您为什么不以车马资助他呢?”于是,昭公给了孔子一辆车,两匹马,以及童仆和驾车的人。敬叔与孔子一同到了宗周。

    孔子向老聃学习了礼制,与苌弘交流了音乐知识,游历了郊社之所,考察了宗周的明堂制度,了解了宗周的宗庙、朝廷的法度。孔子在洛邑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参观明堂时,孔子看到四门口墙上画有尧、舜和桀、纣的肖像,昭示了善恶、兴衰,以及有关王朝兴盛与灭亡的诫语。还有周公辅佐成王,抱着年幼的成王背对屏风,面向南接受诸侯朝拜的图像。孔子徘徊观望之后对跟从的人说:“这就是周朝兴盛的原因了。明镜是用来审察形体容貌的,借助学习古代的东西可以了解当今。如果君主不能致力学习国家、个人生死存亡的根本东西,却以忽视、怠慢的态度对待从而陷入危亡境地,这就如同向后跑却想追上前面的人一样,难道不是很糊涂吗?”

    孔子在宗周参观,进入到太祖后稷的庙堂。庙堂右边台阶的前面立有铜人,嘴巴被封了三层,而背上有这样的铭文:“这是古时审慎说话的人,以此为戒!不要多说话,说话多则失败多;不要多事,事情多则忧患多;安逸快乐时一定要警戒,不要做任何使自己后悔的事情;不要认为没有什么损害,说不定祸患将一天天地增大;不要认为没有别人听到,神灵会暗暗地观察着人的行为。火苗初起的时候不去扑灭,等到烈火熊熊时又将怎么办呢?涓涓细流不去堵塞,最终一定汇集成江河……如果确实能够谨慎行事,也就确立了福佑的基础。人的嘴巴有什么坏处呢?它是招祸之门。好勇斗狠的人不得好死,争强好胜的人必定遇到强硬的对手……君子知道自己不能位居天下人之上,因此甘居人下;知道自己不能位列天下人之先,因此甘居人后。温和恭敬,谨慎仁德,使别人倾慕自己的品德;示弱处下,也没有人凌驾于自己之上。别人都有所改变,我只是坚守本分;别人都在转移,我却坚定不移。胸中埋藏着我的智慧,不向别人显示我的技能。这样,即使我位尊爵高,别人也不会伤害我,谁能做到这些呢……”

    孔子读完这段铭文回头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这些话!这些话实在中肯,合情可信。《诗》中说:‘战战兢兢,就像面临深渊,就像脚踩薄冰。’如果这样立身行事,怎么会因为说话招来祸患呢?”孔子特别强调“言忠信,行笃敬”,与老子言论的精神是相通的。

    孔子困惑自己所执守的大“道”难于实行,遂请教老子。他对老子说:“如今实行‘道’真是太难了!我本来执守大道,现在请求当今的国君贯彻执行,然而没有被接受。如今实行‘道’真是太难了。”老子说:“那些游说的人过失在于巧辩,闻听游说的人又被浮华的言辞迷惑,在这两种情况下,是不可以舍弃大道的。”实际上,优秀思想学说得不到真正的贯彻实行,往往是由于“学者”们的论说过于宏阔、浮华、巧辩,使“听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所以孔子说“道不远人”,认为“道”实际就在每个人的日常坐卧之间,布道的人首先应该着眼于“人”。

    孔子离开宗周的时候,老子为孔子送行说:“我听说在送行的时候,富贵的人送给人钱财,仁德的人送给人箴言。我不是富贵的人,姑且冒用仁者的称号,让我送给你几句话吧:大凡当今的士人君子,聪明智能,认识深刻,却陷入危险而濒临死亡境地的,是喜好讥讽、议论别人的人;博学雄辩,胸怀大志,却自身陷入危难境地的,是喜好揭露、昭示别人隐恶的人。作为儿子不应该时刻惦记自己的存在,作为臣下不应该在君主憎恶自己时才知道离开。”孔子说:“谨从您的教诲。”

    老子深远的“虚无”之道,其特点是“在清静无为中顺应一切变化”。老子特别给孔子讲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道理。又特意告诫孔子,认为人聪明深察却不可“好讥议人”,博辩闳达却不可“好发人之恶”。孔子十分感慨,觉得老子就像“乘风云而上天”的蛟龙,认为老子的虚实之间隐含着太多的智慧!

    从宗周返回了鲁国,孔子学问精进,来跟从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孔子弟子竟有三千人之众。他“学无常师”,从而积淀形成了深邃的智慧。孔子一生中曾向许许多多的人请教学习,而老子是对孔子影响最大的一位。

范文4:孔子问道老子的故事[下载]【以文搜文】




孔子曾问道于老子。
老子与孔子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如虎吼雷鸣。孔子伫立岸边,不觉感叹人生苦短,尚未建功立业。老子以道法自然来释答。最后,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子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欤?”孔丘曰:“水有何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孔子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老子点头说:“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2000多年已经过去,老子和孔子已成圣贤,普天之下,谁能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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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问道于老子,前期问礼:一种学习的心态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向老子请教的内容包括了礼、仁、道、乐等中国文化元素。如果以此来计,确实难有定论,但从已有史籍记载的问礼内容来看,却有着明显的分别。也就是说,前期更注重礼仪,孔子本身的姿态更多是以学习的心态,越往后,问礼的内容越深奥,开始涉及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国道教与中国儒学的核心内容。
据史记载,孔子第一次问礼的时间是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地点在巷党(今山东境内)。其时,因为周王朝内部矛盾,老子受到陷害,被免去守藏史之职后,游历各国。当他来到鲁国时,恰逢他在鲁国巷党的友人去世,人们知道老子是一位精通周礼的人,就请他去帮助安排丧事。
出殡那一天,年仅17岁的孔子也去了。因为他有时也担任丧祝,也就是帮助办理丧事,所以也被邀助丧。
这一天送葬队伍正在行进时,突然遇到日食。老子立即让送葬的队伍停止前进,靠右站立,停止哭泣,等日食过后再走。正在前面引导灵柩的孔子很不理解,但面对精通周礼的老子,他只能按吩咐去做。送葬归来,孔子向老子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孔子认为中途止柩是不合周礼,而且日食究竟要多长时间过去不知道,等得太久,死者不安,应该继续前进为好。老子便对孔子说:“诸侯国王朝见天子,都是日出上路,日落前休息并祭奠车上的祖先牌位。大夫出国访问也是见日出才赶路,日落即休息。送葬也一样,不在日出之前出殡。夜晚看到星星出来而赶路的,只有罪犯及回家奔父母之丧的人。日食的时候,天很黑,如同夜晚,对于懂礼仪的君子来说,是不应该把别人刚去世的亲人置于这样一种星夜出奔的不吉利的境地之中的。所以出殡时如遇日食,应当停下来,等日食过后再走。”
孔子第二次问礼是在公元前526年。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老子重回守藏史之位,此时的孔子已经小有名气。公元前526年,25岁的孔子学识已大为长进,其时,鲁国不少少年拜他为师。孔子认为自己对周礼的知识所知还不够系统,尤其是关于周礼的理论原则,自己知道得还很浅,就决定和南宫敬叔(孔府门人)一起到周朝都城洛邑(今洛阳)去学习周礼。据《史记》和《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之归,则吾师也’。”
于是,孔子和南宫敬叔来到洛邑向老子求教。这一次,孔子提出的问题仍集中在丧礼方面。
孔子问:“在什么情况下,各宗庙之神主需要请出呢?”老子回答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天子或诸侯去世时,由太祝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到太祖庙里,这样做是表示列祖为国丧而聚会,这是礼规定的。等到安葬好哭毕,丧事办完之后,又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回各自的庙里。”老子特别强调说:“凡迎接神主出庙或回庙,都要有仪仗队,不准闲人窜动。”孔丘又问:“大夫家中8到11岁的孩子死了,能用衣棺吗?”老子答道:“从前8至11岁的小孩死了,葬于园,不葬于墓,不用衣棺。”即葬于田地,不能葬于祖坟里,也不能用棺材。这种习俗,如今在一些地方依然沿用。孔丘又问:“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在战事进行中父母去世,是停战服丧还是继续打仗呢?”老子回答说:“子女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按礼说是不能打仗的。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贪图便利而不认真服三年之丧。”
在周王朝图书管理工作达30年之久的老子,熟睹了官场的腐败,开始对周礼的实质有所认识,他仿佛看到在文质彬彬、温情脉脉的礼仪纱幕后面,隐藏着丑恶阴险和狡诈;周礼成了某些人谋取名声和官爵利禄的手段。眼前这位二十多岁的孔丘如饥似渴地来学习关于周礼的知识,从他的眼神、举止动作和气质上,都隐约可以看出一种骄矜之意和急于从政的劲头。当孔子满意地向他告辞时,老子一边送孔丘出门,一边诚恳地对孔子说:“我听说富贵的人赠送给别人以钱财,有优良品德的仁人送给别人以良言。我没有钱财,只是勉强被人加了一个仁人的称号,我就送给你几句忠言吧:一个人自以为聪明,好议论别人的长短,以为自己的认识深刻,这种人也就接近于死亡了。真正聪明的人是不多言不善辩的,因为他懂得多言多败的道理。一个人自以为知识渊博、懂得一切,总是喜爱揭露别人的隐私或错事,这种人已经身处危境了。真正聪明的人无知无识得好像愚笨无比,因为他懂得多事多患的道理。真正有钱财的商人总是把财富深藏起来而给人以穷困的表象。真正有道德的君子也总是看起来像是傻瓜。希望你去掉身上的骄气与过多的功名欲以及爱自我表现的毛病。”
后期问礼:两种思想的交流与碰撞
孔子第三次问礼老子是在老子免官归乡后,地点在老子家乡苦县(今鹿邑),此时孔子40岁。老子重回周朝国都任守藏史没几年,周王室又发生内讧。周景王死后,王子朝继承王位,可都城百姓又立了王子猛为王。两者经几年战争,王子朝战败,其掠走大批典籍逃到了楚国。老子蒙受失职之责,再一次丢官,不得已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家乡。
孔子自洛邑访学问礼于老子后,虽学识精进,气质醇和,作风也更加朴实,向其拜师的鲁国人更多,但他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不断到各地访问学习。
一天,子路对孔子说:“我听说周王室的守藏史老子被免职回到老家居住。老师要把书籍典册藏于周王室,不妨试试借助于他。”“好主意。”孔子赞许地说。
于是,孔子带着子路等人和准备藏于周王室的书册来到了苦县,他们见到老子,说明来意,请老子推荐。出乎孔子的意料,老子拒绝了。老子之所以拒绝,不仅是因为周王室藏书已名存实亡,更因为此时的老子已非孔子此前拜见的老子了。但孔子不了解老子的新境界,仍然停留在过去那个熟悉周礼的老子身上。所以他引述六经,想以六经中的理论及六经的价值来说服老子。
老子不便阻止孔子的申述,但又不想听下去,就打断他的话说:“你的话太冗长了,讲讲要点就可以了。”
孔子马上回答说:“六经的根本在于仁义。我就是以仁义为标准来衡量一切的。”老子微微一笑,问道:“仁义是人的本性吗?”
孔子答道:“是的!君子不仁便不成其为君子,不义便不能生存。仁义,确实是人的本性。”
老子说:“请问,什么叫仁义?”
孔子回答说:“心中正而无邪,愿物和乐而无怨,泛爱众人而不偏,利于万民而无私,这就是仁义的大概。”
老子摇摇头缓慢地说:“你后面说的这些话真是危险得很呀。现在讲泛爱众,不是太迂腐了吗?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实际生活,都明白地证实了所有讲无私的恰恰都是为了实现自私。”
孔子这次访问老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和老子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
孔子再次问礼于老子时已50多岁了。
从公元前551年起,吴楚之间战争不断,吴军打到了鹿邑附近,战火不时骚扰着正罢官在家的老子。在弟子和家人的劝说下,老子来到了沛地(今江苏沛县)避乱隐居。
此时老子已与周礼决裂,走向探索新的治世方法,并进而探索宇宙本源,形成道法自然,以无为本,有无统一的天道观。而此时,在鲁国的孔子仍为苦苦探索天道不得而苦恼。当他听说老子隐居沛地,经过探索已获得天道的消息后,便决定再一次访问老子。他带了学生向南一直来到沛地老子隐居之所。
孔子问道于老子
老子见到孔子,便说:“你来啦!我听说你现在已经成了北方的贤者,你也已经懂得了天道吗?”
孔子回答:“还没有懂得天道。”
老子问:“你是怎样寻求天道的呢?”
孔子说:“我从制度名数来寻求而没有得到。”
老子问:“你又怎样去寻求呢?”
孔子说:“我从阴阳的变化中来寻求,还没有得到。”
老子说:“是的。阴阳之道目不可见、耳不可闻、言不可传,是通常的智慧所不能把握的。因此所谓得道,只能是体道,如果试图像认识有形、有声之物一样去认识道,用耳朵去听,那是听不到的,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到的,用言语去表达,也是没有恰当词语可以表达的,确实是不会得道的。你说你寻求多年而不得,那是当然的。如果道是可以奉献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不把它奉献给君王;如果道是可以进贡的,那么子女就不可能不把它进贡给父母;如果道可以告诉别人,人们就不可能不告诉兄弟;如果道可以给予他人,人们就不可能不给予子孙。然而这些只是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就是道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言、不可赠送。你努力寻求道,关键在于内心的觉悟,心中不自悟则不能保留住道。心自悟到道,还需与外界环境相证。如果得不到印证,道就不会畅通无阻。所以,当有了内心的领悟但还不能被外人理解接受时,圣人便不以道告诉于人。如果一个人仅仅从外界获得关于道的认识,但心中没有真正领悟时,圣人便不会教诲他。名,是天下公用的工具,但不是大道,不可以多取。你所宣讲的仁义也只是先王使用过的旅舍,也只供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居留一宿,而不是可以长久居住的。大道是没有形迹的,一个人的形迹太昭著,不懂得和其光、同其尘的大道,一定会遭到很多责难。”
回到客栈,孔子一直在琢磨老子所说的大道,但总是恍恍惚惚。整整三天,他一言不发。孔子的这种状态被《庄子·天运》记载为:“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
弟子们见其如此,就问:“老师见到老子有什么规谏呢?”
孔子回答说:“鸟,我知道它们善飞;鱼,我知道它们善游;兽,我知道它们善奔走。对于善奔走的野兽,可以用网缚捉;对于善游的鱼,可以用钩去钓取;对于善飞的鸟,可以用箭射获。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样上九天的。老子所讲的道,就像是龙,合起来成一体,散开来成云彩,乘驾云气而翱翔于阴阳之间。我听了这些道理,还觉得恍惚,怎么能去规谏老子呢?”

范文5:孔子“人”[下载]【以文搜文】

  孔子在自家马厩失火后,问的是“伤人乎”,而“不问马”。

  我们都知道吃药是为了治病,可是当知道吃药不仅不会治病还会生病甚至致癌时,我们会有什么感触呢?最近央视曝光了一些不法制药厂商在明明知道禁止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的情况下,利欲熏心,肆无忌惮地生产销售“毒胶囊”。一时间民意沸腾,人们不免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呢?是制度缺失,是监管不力,还是违规成本太低???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原因,从根本上说,在食品药品中添加工业明胶等有毒物质,直接结果是对人生命的伤害,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最大漠视,是对生命缺乏敬畏心的直接表现。
  世界上什么最宝贵?什么最有价值?毋庸置疑,最宝贵的是人,最有价值的是人的生命、健康。敬畏生命,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最高目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社会的一切都是由人创造的,社会的一切创造都是为人的。敬畏生命,还因为对每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无价的。孔子在自家马厩失火后,问的也是“伤人乎”,而“不问马”。因此,社会、个人最应敬畏的就是人的生命。
  可是当下,人们为了一己之利却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而且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地沟油食品、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染色馒头、瘦肉精猪肉经常出现,时刻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安全;煤矿安全设施不到位、建筑工程质量不过关、饮用水严重污染超标等问题时有发生,随时可能剥夺人们的生命。敬畏的缺失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当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做奶粉的造假赚钱了,但同时也吃上了瘦肉精猪肉;做“染色馒头”的卖了毒馒头,而同时也买回了“毒胶囊”;生产销售“毒胶囊”的让人们中毒了,而同时也饮用了重金属超标的污染水。若长此以往,其最终结果必定是害人害己,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社会呼唤人们敬畏生命,现实要求人们必须敬畏生命。其实,要做到敬畏生命并不难,首要的是遵从法纪。法纪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法纪具有强制性、制裁性的特点表明,遵从法纪既是对别人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自己的保护。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曾问众大臣“天下何人最快活”。对此,大臣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功成名就者最快活,有的说金榜题名者最快活,有的说妻妾成群者最快活。这时,有个叫万钢的大臣答道:“畏法度者最快活!”朱元璋听后大为赞赏,连声道:“讲得好!讲得好!”因为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敬畏法纪,按照法纪、制度办事,社会才能以正常的秩序运行,我们每人才能享受到法纪带给我们的福祉,生命才能得到最大的保护与尊重。
  敬畏生命更要时刻坚守内心正确的道德准则。道德价值判断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根本指针。当尊重和爱护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道德理念占据我们的内心时,就会对违规、越轨的事不想干、不敢干,自觉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正确的人生航向,有时甚至会为保护别人的生命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最美妈妈”吴菊萍,用自己一双柔弱的臂膀接抱住了坠楼的女童。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心中只要有了道德准则就会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就能感受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创造社会的美好。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敬畏人的生命的价值认同,不管经济多么繁荣、财富多么巨大,也绝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人,如果没有敬畏生命的价值认同,不管他能力多么突出、生活多么富有,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人。只有我们拥有对生命的敬畏之心时,世界才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无限生机与活力,我们才会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高贵与美丽。

范文6: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下载]【以文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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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1995年04期

  

   一、今日纪念孔子对不对

   去年是中国世界级文化伟人孔子诞生2545周年,10月上旬20多个国家、地区的近300名学者在北京聚会,隆重纪念孔子,研讨儒学,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

   纪念孔子,研究儒学,是个敏感问题。这些年来始终有人对孔子存有戒心,甚至把孔子、儒学、国学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把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对立起来。孔子是儒家、国学、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问题的焦点总是集中在孔子身上。

   纪念孔子对不对呢?这不可一概而论,要看处在什么时代。处在动乱的时代或者处在破旧立新的革命战争时代,根本不可能纪念孔子。孔子是治世的圣人,他的学说归根结底是讲究仁爱,重视伦常,提倡和谐,强调秩序,追求安定。天下大乱的时候,问题需要通过实力解决,孔子的说教不管用。孔子本人正处在春秋末期的乱世,他的学说理所当然地不受欢迎,他本人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狗,到处碰壁,不了了之终其一生。至战国,天下益乱,诸侯以侵伐争夺为能事。孟子继承孔子学说,力主以仁政统一天下,其命运一点不比孔子好。当时只有实力(主要是武力)能使天下归一,孔子的文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

   在革命战争的时代,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破旧秩序,然后建立新秩序。例如在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义反秦之时,孔子不可能受到重视。从这时起,一直到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没有谁拿孔子的学说做为思想武器。孔子的主张与破旧立新的革命格格不入,人们是不会要孔子的。

   “五·四”运动是典型的例子。“五·四”运动兴起,推翻封建制度,扫除封建礼教,肃清封建文化,是全民族的当务之急。孔子的精神与此发生冲突,人们批孔,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是历史的必然。

   相反,在治世,在国家统一,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孔子和孔子学说就受重视、受表扬。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虽不是绝对如此,但是大体是不差的。我们无论怎样评价这一现象都可以,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

   如今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正在实行,国际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在这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奋进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秩序、稳定、社会和睦、民族团结。这时我们纪念孔子,研究儒学,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对的,而且势在必行。

   古人在如何对待孔子及孔子学说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战国时代秦国不用儒家用法家,采取务实的农战政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用武力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秦朝。这是它治乱世不用孔子学说的成功经验。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它本该考虑用一点孔子的精神,然而却反其道而行,焚书坑儒,视百姓如草芥,把法家的高压政策推向极端,造成二世而亡的结局。后来贾谊作《过秦论》,把秦的成败经验概括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他是说,打天下与治天下,情况是不同的。打天下必用武,治天下必用文(仁义),秦不这样做,合该速亡。贾谊懂辩证法,懂历史,也懂政治,是个政治家。

   汉高祖刘邦是个粗人,打天下时曾用儒冠作溺器,可是得天下之后变了态度,他接受陆贾的意见,由粗人变细人,知道治天下要讲究一下孔子的学说。有一回刘邦宣称自己“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引出陆贾的一番治国理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在当时五德终始说盛行的条件下,陆贾敢于用历史哲学的大实话教训皇帝,实在既大胆又高明。刘邦更高明,他竟然对臣下的逆言听得进去,而且毅然转变政策。

   陆贾、贾谊总结出的以武力取天下以仁义守天下的治国战略,经后世两千年的历史证明,是一个真理。汉族主天下,自不待言,就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都知道遵循这一规律。元世祖忽必烈只是在他认同、继承孔子、儒家思想学说之后,其统治才真正巩固下来。清朝的例子距今不久,谁都知道,无须赘言。

   现今的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封建时代不同。有人担心,纪念孔子,讲究儒家会不会冲淡甚而取代马克思主义,走向复古倒退的老路上去呢?不会的,这个担心纯属多余。我们与古人相比,指导思想不同,经济基础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国际环境不同。我们治国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孔子的东西是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汲取、借鉴,使之为我所用。我们无论谁都不可能(虽然现代新儒家如是想)用孔子治国,用儒学兴邦。更不可能排斥东西方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文化成果,否定业已形成的中国近现代新文化。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任谁也不能改变。主张纪念孔子的学界人士绝对不是辛亥年间清朝遗老遗少或者“五·四”时代的国粹主义者。没有人会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把历史拉回一百年,回过头去让人尊孔读经,或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我们只是说,在中国现今的条件下,纪念孔子,讲究儒学,汲取一点孔子的学说,是对的,必要的。况且,纪念孔子,讲究儒学,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亿万群众的实践问题。近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所中学进行“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关心献给别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的“五心”教育,受到广泛的欢迎和肯定,效果相当好。新闻媒体给以热情的传播。这所中学的校长没有说明他这“五心”来自何处,但是一看便知,“五心”中含有孔子伦理道德的东西。总之,不管理论家们如何顾虑重重,群众已经根据生活本身的需要,把批判继承孔子的思想付诸实践。

  

   二、孔子的思想有没有真理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无真理性的问题,实际上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到底有无价值的问题。

   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关于伦理道德的学说,大家已经讨论很多。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下孔子关于历史问题的一些观点以及他的朴素唯物论和无神论。讲过的话不再讲,仅仅作些补充。

   孔子是个卓越的历史学家,他作的《春秋》一书实际是政治学著作,姑且不论。孔子另外有一些直接讨论历史问题的言论。这些言论所反映的观点,至今仍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孔子是25个世纪以前的人,同我们相比,他对人类历史所知甚少,没见过封建社会,更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他不知道世界是个球体,他的天下仅限于“四海”及“四海”以内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他脑海中的人类不过就是华夏和夷狄。孔子不可能具有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才能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是这并不防碍他对历史问题产生某些正确的认识。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话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他认定历史是发展的,是连续有序的,因而是可知的。就是说,历史有继承性,不能割断。后代对前代势必要因要损要益。因、损、益与今日常语批判继承实无根本的不同。孔子说的另一句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与因损益句意义一致。监于二代,就是周因于夏商二代。“吾从周”,三代相比,夏商为古,周为今。周在后,后来者居上,最盛最好。孔子宣称他从今不从古,当然是正确的。过去曾有人据此指责孔子复古倒退,这是不妥当的。

   孔子关于个体婚制在历史发展中重大意义的看法也值得一提。《礼记·昏义》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郊特牲》也说:“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周易》之《序卦传》有意义相同的话。《礼记》未明言这是孔子的言论。据《汉书·艺文志》“记百三十一篇”句下班固自注说“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知《昏义》、《郊特牲》关于个体婚制之历史意义的言论,思想应属于孔子。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个体婚制早已是普遍存在、司空见惯的平常事物,孔子却从中发现它深刻的历史意义,指出它是文明社会发生的源头、契机。只要我们把孔子的认识同恩格斯“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9、78页)那两段言论参照看,就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多么相像。二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提出大致相同的认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不必担心这会把孔子思想现代化或贬低马克思主义。孔子的观点与恩格斯的论述毕竟有着根本的区别,恩格斯关于个体婚制的理论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为前提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孔子发现一夫一妻制直接导致文明社会的产生,不具有阶级及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论基础,仅仅反映一位伟大哲人的伟大智慧。

   孔子对于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特征看得很清楚,界限划得极分明。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把夏商周三代之前与夏商周三代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前者叫大同,后者叫小康。大同的特征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大同社会的特征概括起来不外乎两条,一是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一是财产公有制。说明孔子知道在三代之文明社会之前有过不文明的原始社会,君臣礼义并非从来就有。

   小康的特征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概括起来也不外乎两条,一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婚制的产生,一是财产私有制的存在。两方面的共同结果是礼义制度。说明孔子知道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根本不同,知道它们的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

   孔子这样认识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是不是真理呢?当然是。没有谁能证明他讲的不是历史实际。

   孔子讲大同与小康,是讲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内容,不含有评判价值、选择优劣的意向。他一再弘扬礼义,弘扬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说明他不主张人类应由小康回到大同去。他讲的大同社会是历史,不是理想。康有为把《礼运》讲的大同社会说成孔子的理想社会,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其实是不对的。

   孔子关于历史问题的观点,符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其价值不容忽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把孔子的东西(当然不止孔子)作为史料加以使用、研究,是必要的。

  

   三、几个问题的商讨

   《哲学研究》1994年第8期发表的《跳出国学 研究国学》一文告诫说:“不从考察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仁蛛研究历史,只抓住个别经典、圣人,以之作为曲直是非的尺度标准,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不是‘新学’的方法”,“而是径直退回到‘旧学’的‘考据’、‘义理’上去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那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呢?《跳》文说,“我们的史学研究今天也不完全排斥考据和义理,但不应该脱离生产、实践而单从史料、古代经典中进行考据和阐述”,“不应该只抓住个别经典、圣人,以之作为曲直是非的尺度标准”。

   按照《跳》文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归纳起来是这样的:排斥考据和义理,但不完全排斥,多少要一点;生产、实践与史料是两回事,史料与古代经典又是两回事,历史研究主要是研究生产、实践,次要的可以考据、阐述一下史料和古代经典;古代事物的是非曲直不以古代经典和圣人言论为尺度标准。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吗?我们认为不同。是什么呢?它就是早已为中国史学界厌弃了的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

   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特点是记实记事,到清代,史学家提出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口号,把传统史学推向顶峰。旧史家的任务是把一件件史事搞清楚,搞正确,然后做出评判。自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传统史学做的基本上是史料研究工作。

   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讨历史过程的本质,寻求历史发展的经济原因和阶级内容。也就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的发展上研究历史过程的实在内容和规律。所以人们才说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历史变成科学。传统史学做不到这一点。

   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马克思主义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应有史学的一面。是史学就须研究历史本身,从而必须有史料。历史唯物主义说各民族的历史都有过奴隶制社会一段,但是中国奴隶制社会是什么样子,它有什么特点,却须通过古代文献、甲骨金文、古代遗址、出土文物和对它们的研究以及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等加以解决。郭沫若、范文澜、吕振弱、翦伯赞的史学论著都是按照这史论相结合的原则产生的,所以我们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

   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与传统旧史学的不同在于有无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马克思主义讲究实事求是,乾嘉学人治史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我们当然应当汲取。中国古代的具体史实,怎能不考据一下中国古代文献(例如五经),不听一听古人(例如孔子)的说法!

   谈谈天人合一的问题。孔子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言论中。《周易·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此鬼神,古人有解释,是指造化之迹言,谓妙不可测,非指世俗之鬼神)

   《论语·为政》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作,思想应承自孔子。

   这三段话的要点是:第一,人与自然不同。因为不同,所以才有合一不合一的关系问题。假使人与天本无区别,何须言合一!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孔子总是把人与天地并列,合称三才《周易》之《系辞传》、《说卦传》),说明孔子一贯认为人与自然有别。宋人讲“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颢:《识仁篇》),是宋人的观点,与孔子无涉。

   第二,人事与自然界有一致性,所以人才有与自然合一的可能,所以《周易》才有由天道推及人事的思维方式。一致性表现在规律上,自然界有规律,人事也有规律。

   第三,所谓合一,是说人作为主体,行为要顺应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与自然达到一致。不是说让自然来与人合一,也不是说人与自然混一无别。

   第四,孔子认为不是人人都能与天合一,能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只有少数伟大智者如尧舜禹汤诸人能做到。

   《跳》文不先研究一下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口就是“天人合一是说人也是自然的一员”,然而实事上“人类的第一个起点就是天人不合一”,天人合一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是虚妄的。还举中国两千多年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次为证,证明天人从未合一过。这事实上涉及对天人合一的理解问题,如果天人合一就是说人与自然是一而二,二而一,根本不是哲学命题,何劳大家讨论来讨论去!

   天人合一观念的核心是人顺应天道自然,而不是违背它。这不但不是说要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且是相反,倒是要人利用、改造自然,从中体现人与自然的一致与和谐。《荀子·天论》反对“从天而颂之”,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也是这个意思。

   古人对禹治水的评价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典型体现。理解了这个,就理解了天人合一。孔子、孟子高度评价禹治水的功绩,因为他顺应水势就下的自然规律,采用疏导水流使之注入大海的办法解决了水患问题,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合一。鲧治水,则违背水势就下的自然规律,采取垒坝堵水的办法,使人与自然不合一,不和谐,所以人们对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可见天人合一观念不是要人做自然的奴隶,只是要人在对自然采取行动时对自然规律要顺,要合一,不要逆,不要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不宜对自然使用“征服”、“战胜”的字眼儿。

   关于神道设教问题。《跳》文对于古人的神道设教深恶痛绝,我们则不然。我们认为神道设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与其憎恨而不理,不如理它而分析之。

   孔子其实不是有神论者,他答学生问鬼神,不肯定也不否定就是证明。如果他心中相信鬼神,完全可以直言不讳。他支吾搪塞,说明他本不信鬼神却又不能挑破。挑破了鬼神便否定了祭祀,而祭祀是当时维持社会秩序所绝不可无的。

   孔子在鬼神问题上的这个秘密后来被荀子揭开。《荀子·天论》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卜筮、祭祀这些宗教迷信活动,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信,知识界上层人士搞这些只是表面文章,内心不信。孔子、孟子、荀子都如此,后世的大思想家以及真正有学识的村塾先生莫不如此。

   本不相信鬼神,却又利用鬼神进行教化,这就是《周易》观卦彖传讲的神道设教。神道设教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产生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不是某些思想家、政治家主观愿望决定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科学发展到现在,凡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不会由衷相信上帝、诸神和灵魂的真实性。然而事实怎么样?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大量存在,甚至某些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也摆脱不了宗教的影响,而且他们的活动往往也离不开宗教的助力。这不是神道设教吗!很难有什么好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即使有朝一日人类在火星上建起一个地球移民村,也可能同时在那里建一座教堂。中国政府是无神论的,不搞神道设教,但也实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它对西藏喇嘛教的保护和赞助更是世人有目共睹。

   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日世界尚且摆脱不了宗教,我们怎好要求25个世纪前的孔子要么是有神论者,要么就站出来与宗教一刀两断?他是断不了的,那卜筮那祭祀,发生于原始社会,到孔子时代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礼俗,上层下层都在搞,势力强得很,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因势而行,通过卜筮、祭礼进行教化,是历史的必然。古人这种神道设教的做法,《周易》是个典型,而《周易》中的《易传》是孔子作的。《易传》的思想清醒得很,理性得很,而且孔子本人也绝不搞卜筮,但是他不把卜筮的迷信性质点破,因为一旦把卜筮否掉,《周易》的哲学思想就要因失去依托而落空。

   宗教的最初产生与人类早期的无知即认识水平低下有关。至文明社会,例如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劳动人民接受宗教迷信,有信仰上的原因,有心理上的原因,根本的原因还是认识水平低下。这是历史的事实。不必一听说劳动人民认识水平低下就紧张,就激动拍案。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生来时大家不论贵贱都一样,后天的条件不同才造成差别。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化,然而远离文化,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不识文字,当然难以直接接受理性十足的哲学说教。这种情况直到本世纪初期无大变化,所以解放前和解放后的中国大陆才有文化还给劳动人民、学校面向劳动人民的说法和做法。说当时劳动人民认识水平低下,不是说劳动者是笨伯,劳动者掌握生产劳动的技艺,不是孔子也自叹弗如,说种菜他不如老圃吗!

   孔子及儒家认同的神道设教,是长期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具有无可置疑的客观性,不是某个政府或某个人物的主观意图可左右的。今日中国,对人民,对下一代,一律进行理性的、科学的教育,除正规的宗教活动合法以外,民间的宗教迷信活动早已在取缔之列,但是仍然屡禁不绝。这就证明,要消除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归根到底要从改变产生它的历史文化原因上解决,而这是需要时间的。

   神道设教自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必要的,可是在古代,如果不必要,它为什么会产生而且持久不衰!历史上的必要不必要,不用历史的眼光看,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例如奴隶制,一听这个词就会令人生厌,谁都要投它的反对票,可是在古代,它是个历史的进步,在初期,甚至奴隶们自己也为它欢呼。古代希腊、先秦中国的灿烂文化都是奴隶制的产物,你说奴隶制必要不必要!

   另外,《跳》文有几处我们读不懂,顺便提出来向作者请教。

   《跳》文说:“天人合一是天为人存在的和谐方面的哲学观念,而不是天为人存在的斗争方面的结晶。”我们不懂“天为人存在”是什么意思。既说天人合一讲和谐不讲斗争,又说“如果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对自然的战胜和征服,也就不可能有不断的发展和繁荣”。既说中国古代不断地战胜和征服自然,又说中国的天人合一“是农业社会‘顺天’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倒影,而不是开山伐路式的征服自然的近代资产阶级物质生产的反映”。我们不明白,作者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跳》文题目是《跳出国学 研究国学》,对国学这个概念必然会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说明国学是什么,不是什么,什么属于国学,什么不属于国学。依我们的理解,国学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晚清学者讲“中体西用”的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学应当就是国学。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新学不应在国学范围内。《跳》文关于国学的说法太富于变化,令人把握不住。它一会儿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起来,一会儿又把近现代中国新学划入国学,说新学既是中国文化,就是中国国学。认为凡是中国文化都是国学。它郑重其事的说,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王国维、鲁迅、陈寅恪、汤用彤等人的思想与学术成就,“五·四”新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内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这算不算文化”?算文化就是国学。原来国粹、新学、国学一也。引伸下去,诸如中国人掌握了的核技术、火箭技术等,都是国学。这样一来,我们该如何跳出国学,研究国学?

   《跳》文借用郭沫若当年的话号召我们跳出国学,然后研究国学,这是有道理的,庐山风景自外看最好。可是它又说:“传统绝不像一件衣服要穿上就穿上要脱掉就脱掉,它就在我们自身之中”,“要把它作客体同时又作为主体来批判”。这也是有道理的。一边说必须跳出去,一边说不许跳出去,两边都有道理,我们怎么办?是跳还是不跳?

   《跳》文说,国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没资格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近现代西学和提倡人性、人权、个性自由以反对神性、神权、宗教桎梏的欧洲文艺复兴相比或者对话。在近现代史上,国粹(《跳》文视之与国学为同一概念)没起到保存我们的作用。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清除根源于旧事物的缺点中它也不起作用。不起好作用,但起坏作用,它有造成忽视或否定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一面。“文革”对它全盘否定未获成功,今日它竟又火起来。不否定它,它就否定中国近现代新文化。这使我们困惑不解,国学又老又丑,一无是处,它早就该死而不死,为什么又让我们“跳出国学 研究国学”?《跳》文作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哪一本著作的哪一章哪一节说过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它的近现代新文化处在有我无他的对立状态,且会造成民族虚无主义?

   《跳》文说国学反映民族性,不反映时代性,新学反映时代性,不反映民族性。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应当“以时代性扬弃民族性”,不可“以民族性牺牲时代性”。把民族性与时代性对立起来,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可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文化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在一起,没办法分得开。

   我们跟不上《跳》文富于个性的逻辑思路,所以只能提出问题,拿不出见解。

作者介绍:金景芳 吕绍纲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范文7:孔子老子留下的千古智慧[下载]【以文搜文】

    孔子问礼于老子留下的千古智慧

    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圣人:老子和孔子。曾有过一次相会,他们的畅言,留下了千古美谈。让我们细细研读和品味,感知古圣先贤的胸襟和智慧!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子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

    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游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环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同。所同者,皆顺自然而生灭也,皆随自然而行止也。知其不同,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游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异也。孔丘问:观其同,有何乐哉?老子道:观其同,则齐万物也。齐物我也,齐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祸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

    老子谈道:圣人处世,遇事而不背,事迁而不守,顺物流转,任事自然。调和而顺应者,有德之人也;随势而顺应者,得道之人也。孔丘闻之,若云飘动,随风而行;若水流转,就势而迁。喜道:悠哉!闲哉!乘舟而漂于海,乘车而行于陆矣。进则同进,止则同止,何须以己之力而代舟车哉?君子性非异也,善假於物也!得道之人,视生死为一条,生为安乐,死为安息;视是非为同一,是亦不是,非亦不非;视贵贱为一体,贱亦不贱,贵亦不贵;视荣辱为等齐,荣亦不荣,辱亦不辱。何故哉?立于大道,观物根本,生死、是非、贵贱、荣辱,皆人为之价值观,亦瞬时变动之状态也。究其根本,同一而无别也。知此大道也,则顺其变动而不萦於心,日月交替,天地震动、风吼海啸、雷鸣电击而泰然处之。

    阳子居道:先生修身,坐需寂静,行需松弛,饮需素清,卧需安宁,非有深宅独户,何以能如此?置深宅独户,不招仆役,不备用具,何以能撑之?招聘仆役,置备用具,不立家规,何以能治之?

    老聃笑道:大道自然,何须强自静。行无求而自松,饮无奢而自清,卧无欲而自宁。修身何需深宅?腹饥而食,体乏而息,日出而作,日落而寝。居家何需众役?顺自然而无为,则神安体健;背自然而营营,则神乱而体损。

    老聃道君子与人处,若冰释于水,与人共事,如童仆谦下;洁白无瑕而似含垢藏污,德性丰厚而似鄙俗平常。阳子居听后,一改原来高傲,其貌不矜亦不恭,其言不骄亦不媚。老子赞曰:小子稍有进!人者,生于父母之身,立于天地之间,自然之物也。贵己贱物则背自然,贵人贱己则违本性,等物齐观,物我一体,顺势而行,借势而止,言行自然,则合于道矣!

    老聃曰:养生之道,在神静心清。静神心清者,洗内心之污垢也。心中之垢,一为物欲,一为知求。去欲去求,则心中坦然;心中坦然,则动静自然。动静自然,则心中无所牵挂,于是乎当卧则卧,当起则起,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外物不能扰其心。故学道之路,内外两除也;得道之人,内外两忘也。内者,心也;外者,物也。内外两除者,内去欲求,外除物诱也;内外两忘者,内忘欲求,外忘物诱也。由除至忘,则内外一体,皆归于自然,于是达于大道矣!如今,汝心中念念不忘学道,亦是欲求也。除去求道之欲,则心中自静;心中清静,则大道可修矣!

    老聃道:养生之经,要在自然。动不知所向,止不知所为,随物卷曲,随波而流,动而与阳同德,静而与阳同波。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此乃养生之经也。南荣问道。此乃完美之境界乎?老聃道:非也。此乃清融己心,入于自然之始也。倘入完美境界,则与禽兽共居于地而不以为卑,与神仙共乐于天而不以为贵;行不标新立异,止不思虑计谋,动不劳心伤神;来而不知所求,往而不知所欲。南荣问道:如此即至境乎?老聃道。未也。身立于天地之间,如同枯枝槁木;心居于形体之内,如同焦叶死灰。如此,则赤日炎炎而不觉热,冰雪皑皑而不知寒,剑戟不能伤,虎豹不能害。于是乎祸亦不至,福亦不来。

    逗留数日,孔子向老子辞行,老子送至馆舍之外,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子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如虎吼雷鸣。孔子伫立岸边,不觉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闻孔子此语,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子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稍停片刻,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子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欤?孔丘曰:水有何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子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老子点头说: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孔子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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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圣人:老子和孔子。曾有过一次相会,他们的畅言,留下了千古美谈。让我们细细研读和品味,感知古圣先贤的胸襟和智慧!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子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

    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游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环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同。所同者,皆顺自然而生灭也,皆随自然而行止也。知其不同,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游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异也。孔丘问:观其同,有何乐哉?老子道:观其同,则齐万物也。齐物我也,齐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祸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

    老子谈道:圣人处世,遇事而不背,事迁而不守,顺物流转,任事自然。调和而顺应者,有德之人也;随势而顺应者,得道之人也。孔丘闻之,若云飘动,随风而行;若水流转,就势而迁。喜道:悠哉!闲哉!乘舟而漂于海,乘车而行于陆矣。进则同进,止则同止,何须以己之力而代舟车哉?君子性非异也,善假於物也!得道之人,视生死为一条,生为安乐,死为安息;视是非为同一,是亦不是,非亦不非;视贵贱为一体,贱亦不贱,贵亦不贵;视荣辱为等齐,荣亦不荣,辱亦不辱。何故哉?立于大道,观物根本,生死、是非、贵贱、荣辱,皆人为之价值观,亦瞬时变动之状态也。究其根本,同一而无别也。知此大道也,则顺其变动而不萦於心,日月交替,天地震动、风吼海啸、雷鸣电击而泰然处之。

    阳子居道:先生修身,坐需寂静,行需松弛,饮需素清,卧需安宁,非有深宅独户,何以能如此?置深宅独户,不招仆役,不备用具,何以能撑之?招聘仆役,置备用具,不立家规,何以能治之?

    老聃笑道:大道自然,何须强自静。行无求而自松,饮无奢而自清,卧无欲而自宁。修身何需深宅?腹饥而食,体乏而息,日出而作,日落而寝。居家何需众役?顺自然而无为,则神安体健;背自然而营营,则神乱而体损。

    老聃道君子与人处,若冰释于水,与人共事,如童仆谦下;洁白无瑕而似含垢藏污,德性丰厚而似鄙俗平常。阳子居听后,一改原来高傲,其貌不矜亦不恭,其言不骄亦不媚。老子赞曰:小子稍有进!人者,生于父母之身,立于天地之间,自然之物也。贵己贱物则背自然,贵人贱己则违本性,等物齐观,物我一体,顺势而行,借势而止,言行自然,则合于道矣!

    老聃曰:养生之道,在神静心清。静神心清者,洗内心之污垢也。心中之垢,一为物欲,一为知求。去欲去求,则心中坦然;心中坦然,则动静自然。动静自然,则心中无所牵挂,于是乎当卧则卧,当起则起,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外物不能扰其心。故学道之路,内外两除也;得道之人,内外两忘也。内者,心也;外者,物也。内外两除者,内去欲求,外除物诱也;内外两忘者,内忘欲求,外忘物诱也。由除至忘,则内外一体,皆归于自然,于是达于大道矣!如今,汝心中念念不忘学道,亦是欲求也。除去求道之欲,则心中自静;心中清静,则大道可修矣!

    老聃道:养生之经,要在自然。动不知所向,止不知所为,随物卷曲,随波而流,动而与阳同德,静而与阳同波。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此乃养生之经也。南荣问道。此乃完美之境界乎?老聃道:非也。此乃清融己心,入于自然之始也。倘入完美境界,则与禽兽共居于地而不以为卑,与神仙共乐于天而不以为贵;行不标新立异,止不思虑计谋,动不劳心伤神;来而不知所求,往而不知所欲。南荣问道:如此即至境乎?老聃道。未也。身立于天地之间,如同枯枝槁木;心居于形体之内,如同焦叶死灰。如此,则赤日炎炎而不觉热,冰雪皑皑而不知寒,剑戟不能伤,虎豹不能害。于是乎祸亦不至,福亦不来。

    逗留数日,孔子向老子辞行,老子送至馆舍之外,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子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如虎吼雷鸣。孔子伫立岸边,不觉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闻孔子此语,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子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稍停片刻,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子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欤?孔丘曰:水有何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子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老子点头说: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孔子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范文9:孔子老子留下的千古智慧[下载]【以文搜文】

    

    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圣人:老子和孔子。曾有过一次相会,他们的畅言,留下了千古美谈。让我们细细研读和品味,感知古圣先贤的胸襟和智慧!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子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

    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游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环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同。所同者,皆顺自然而生灭也,皆随自然而行止也。知其不同,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游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异也。”孔丘问:“观其同,有何乐哉?”老子道:“观其同,则齐万物也。齐物我也,齐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祸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

    老子谈道:“圣人处世,遇事而不背,事迁而不守,顺物流转,任事自然。调和而顺应者,有德之人也;随势而顺应者,得道之人也。”孔丘闻之,若云飘动,随风而行;若水流转,就势而迁。喜道:“悠哉!闲哉!乘舟而漂于海,乘车而行于陆矣。进则同进,止则同止,何须以己之力而代舟车哉?君子性非异也,善假於物也!“得道之人,视生死为一条,生为安乐,死为安息;视是非为同一,是亦不是,非亦不非;视贵贱为一体,贱亦不贱,贵亦不贵;视荣辱为等齐,荣亦不荣,辱亦不辱。何故哉?立于大道,观物根本,生死、是非、贵贱、荣辱,皆人为之价值观,亦瞬时变动之状态也。究其根本,同一而无别也。知此大道也,则顺其变动而不萦於心,日月交替,天地震动、风吼海啸、雷鸣电击而泰然处之。”

    阳子居道:“先生修身,坐需寂静,行需松弛,饮需素清,卧需安宁,非有深宅独户,何以能如此?置深宅独户,不招仆役,不备用具,何以能撑之?招聘仆役,置备用具,不立家规,何以能治之?”

    老聃笑道:“大道自然,何须强自静。行无求而自松,饮无奢而自清,卧无欲而自宁。修身何需深宅?腹饥而食,体乏而息,日出而作,日落而寝。居家何需众役?顺自然而无为,则神安体健;背自然而营营,则神乱而体损。”

    老聃道“君子与人处,若冰释于水,与人共事,如童仆谦下;洁白无瑕而似含垢藏污,德性丰厚而似鄙俗平常”。阳子居听后,一改原来高傲,其貌不矜亦不恭,其言不骄亦不媚。老子赞曰:“小子稍有进!人者,生于父母之身,立于天地之间,自然之物也。贵己贱物则背自然,贵人贱己则违本性,等物齐观,物我一体,顺势而行,借势而止,言行自然,则合于道矣!”

    老聃曰:“养生之道,在神静心清。静神心清者,洗内心之污垢也。心中之垢,一为物欲,一为知求。去欲去求,则心中坦然;心中坦然,则动静自然。动静自然,则心中无所牵挂,于是乎当卧则卧,当起则起,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外物不能扰其心。故学道之路,内外两除也;得道之人,内外两忘也。内者,心也;外者,物也。内外两除者,内去欲求,外除物诱也;内外两忘者,内忘欲求,外忘物诱也。由除至忘,则内外一体,皆归于自然,于是达于大道矣!如今,汝心中念念不忘学道,亦是欲求也。除去求道之欲,则心中自静;心中清静,则大道可修矣!”

    老聃道:“养生之经,要在自然。动不知所向,止不知所为,随物卷曲,随波而流,动而与阳同德,静而与阳同波。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此乃养生之经也。”南荣问道。“此乃完美之境界乎?”老聃道:“非也。此乃清融己心,入于自然之始也。倘入完美境界,则与禽兽共居于地而不以为卑,与神仙共乐于天而不以为贵;行不标新立异,止不思虑计谋,动不劳心伤神;来而不知所求,往而不知所欲。”南荣问道:“如此即至境乎?”老聃道。“未也。身立于天地之间,如同枯枝槁木;心居于形体之内,如同焦叶死灰。如此,则赤日炎炎而不觉热,冰雪皑皑而不知寒,剑戟不能伤,虎豹不能害。于是乎祸亦不至,福亦不来。

    逗留数日,孔子向老子辞行,老子送至馆舍之外,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子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如虎吼雷鸣。孔子伫立岸边,不觉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闻孔子此语,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子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稍停片刻,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子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欤?"孔丘曰:"水有何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子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老子点头说:"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孔子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范文10:【580】性格即智慧:孔子问道老子[下载]【以文搜文】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一则故事: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孔子自鲁远道而来见老子,有两个目的:一是到老子这里来印证学问,所以,他一见老子,就慷慨陈词,纵论古人;二是想听听老子的学问,以俾广益。

    没想到老子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孔子的学问,大袖一挥,把孔子心目中的古圣先贤轻轻掸去。

    老子曰:“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接着,他淡淡地说道:君子么,如果天下太平,官场干净,就出来坐坐公车做做官。如果时运不济,官场贪腐,那就做野外的蓬草,在乡下随风而行安步当车吧。

    当时孔子三十四岁,志向远大,才能卓越,有一股子“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劲头。

    老子这样的话,一定让他惊诧莫名,如遭棒喝。

    一个人,如果有才干,再有志向,雄心勃勃,气势汹汹,雄辩滔滔,逼人咄咄——他此时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当头一棒。

    老子提醒他的,不过是:这世界比你的额头坚硬得多,不要正面撞上了,知道进,还要学会退。知道勇,还要学会怯。知道直行,还要学会迂回。知道坚定,还要学会灵活。

    再看看此后的孔子,读着读着《论语》,会突然觉得碰见了老子: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这些“子曰”,是孔子曰,也是老子曰啊。

    老子接着教导孔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不动声色地点出两个字:藏和愚。愚就是藏,把智慧藏起来,把才华藏起来,把志向藏起来,把理想藏起来。藏不是没有,不是放弃,是一种含蓄而坚定的保持,却并不咄咄逼人。

    《老子》中“愚”字共出现三处,全是褒义词。

    为什么?因为老子的“愚”,不是智慧的缺乏,而是智慧的“收藏”。

    接下来,老子还对孔子这样教训:戒除您身上的傲气,戒除您身上过多的欲望,过大的志向。

    从中不难想象:三十而立的孔子,是何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何等胸怀博大,理想崇高;是何等意志坚定,充满自信。

    这都是一个年轻人的优点,没有这些,注定不会有所成就。

    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而缺少适度的弹性,适度的退守,适度的淡泊,也不会成为大才。

    此时的孔子,学问有了,志向有了,眼界胸襟都有了。但是,还缺乏一种东西:弹性的性格。

    老子告诉孔子的,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性格即智慧。

    转自中华传统文化